近代张大千所绘的《东坡居士笠屐图》与前述各朝代的东坡笠屐图像均有不同，在《东坡居士笠屐图》中，张大千将传统东坡笠屐图中的苏东坡戴笠穿屐、俯身提衣的形象进行了个性化的转译，不但以苏东坡站立挺拔的姿态示人，而且将扶杖这一动作与戴笠穿屐的形象相融合，在衣袂飘飘、美髯抖擞、昂首阔步间呈现出一个精神饱满的、神态自若的苏东坡形象。这里的笠屐和杖藜，显然已经不具备原始认知层面上的笠屐和杖藜的物态作用，开始向精神象征层面过渡。傅增湘在该画上的题词也解释了张大千《东坡居士笠屐图》中苏东坡的精神面貌：“余旧藏元僧写坡公象，颧隆面削，宛若癯仙。兹大千抚本，乃尔广颊丰，意公自海南得佛印书后，悟得丧齐生死，心与造化游，故尔心闲体逸如是耶！”傅增湘将张大千笔下的苏东坡所具有的精神面貌归结于苏东坡在琼州期间的修悟，因为参透了生死，所以才有“心闲体逸”的身心自由状态，而张大千就是要通过这幅作品一改前人所表现的苏东坡戴笠穿屐形象中的小心翼翼和无所适从，而将其一代文化学者饱满的、豪迈的、厚重的文化人格进行了放大。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竹杖芒鞋，一蓑一人，这首苏轼作于黄州时期的词，与后世诸多东坡笠屐图，让我们穿越千年再一次深刻感受到了他的豪迈、他的豁达、他的无畏、他的坚守。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自北宋开始，其后历朝历代均有大量表现苏东坡形象的绘画作品存世，其中尤以戴笠穿屐的笠屐形象最为典型，乃至成为历史上表现苏东坡形象的一个图像范本。该形象之所以具有图像学意义上的阐释价值，一是由此形象总结了苏东坡二十年谪居生涯中与民同乐、为民解忧的为官人格。虽然数次被贬，但是仍然以乐观开朗的心态面对所谪居的每个地方，仍然不忘为官之本，这既是东坡笠屐图中苏东坡戴笠穿屐形象最初出现的原因，也是被世人不断称颂的苏东坡的为官之道；二是由此形象建构起了苏东坡二十年谪居生涯中以诗书画排忧、以诗书画寄情的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文化人格，正是因为该人格的形成，使得东坡笠屐图升华为一种普遍性的文人自我身份认同的符号，这应该是东坡笠屐图主题创作在宋代以后不断出现的主要原因——苏东坡以长达二十年的谪居生涯向世人诠释了中国传统文人能屈能伸、乐观豁达、淡泊平静的精神面貌，他一生为党人倾轧、小人构陷而不屈，被一贬再贬而不悔，体现出中国士大夫文化人格的卓绝品性与浩然正气。同时，他以虽远在“天涯海角”仍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之道践行着自己的为官之道，他以一己之身构筑起的文人形象、文人性格和文人精神，与其说是苏轼的个人行为，毋宁说是中国传统文人精神和文人价值的集体写照。

苏东坡作为北宋时期完善文人画理论体系的代表人物，终其一生都在践行和发展着文人画理论，以“达吾心”“适吾意”的认知将绘画确定为表达自己心志的载体，这不但将绘画从唐代的成教化、助人伦表现工具中解放了出来，而且将绘画从北宋宫廷写实图真理念中解放了出来，使得绘画不再是为他的，而是为己的，这是苏东坡以及他所倡导的文人画艺术理念在宋代完成的一个重要转向。恰恰是因为这个转向的完成，使得诗书画同个人情感表现之间建立起了最直接的联系，也为文人画家对个体身份的自觉认知打开了最直接的表现通道。从现存的东坡笠屐图可知，文人画家不重在还原苏东坡戴笠穿屐的原貌，而重在通过诗书画印的结合，以该形象所承载的精神价值进行自喻，这是苏轼文化人格和苏轼所倡导的文人画精神所具有的内在核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