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麟所作苏东坡《扶杖醉坐图》其实建构起了苏东坡形象的三个粉本：

一是苏东坡的基本外貌形象。首先是脸型长阔、高颧骨。不但苏轼本人对自己高颧骨、长阔脸有形象的记录，如《传神记》中描述的“于灯下顾自见颊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吾也”；传说中苏轼的妹妹苏小妹对哥哥的长阔脸亦有戏称：“天平地阔路三千，遥望双眉云汉间；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流不到腮边。”可见苏轼的脸型确实很独特、很有辨识度，具有奇古的特点。其次，双目明亮、眉毛细长。这在与苏轼同时代的孔武仲《谒苏子瞻因寄》一诗“华严长者貌古奇，紫瞳奕奕双眉垂”，以及北宋米芾在《苏东坡挽诗五首》（其一）中描述的“方瞳正碧貌如圭”中均有所体现。再次，胡须稀疏。这记录在苏轼与学生秦观的闲谈中，宋人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卷三十中记载了一则故事，秦观与苏轼两人在一起闲谈，苏轼取笑秦观胡须太多，秦观反问老师：“君子多乎哉！”苏轼则打趣地回答说：“小人樊须也！”由此可知，苏轼胡须确实并不茂密，只有少许胡须，这在李公麟所绘《扶杖醉坐图》和元代赵孟頫书《赤壁赋》卷首小像中均有所体现。最后，身材颀长。这一项，孔武仲在一篇赋中写道：“东坡居士壮长多难，而处乎江湖之滨……颀然八尺，皆知其为异人。”宋元时期的八尺折合现在两米有余，虽然可能有夸张，但无疑身材高大，再配以苏轼长阔脸、高颧骨的长相，在古代真可谓是“异人”长相了。

二是戴“东坡帽”的文人形象。东坡帽是苏东坡自己设计的一种乌纱材质、筒高檐短的帽子，这种帽子既不像官帽般威严，又增强了文人儒雅的气质，所以文人皆仿效苏东坡戴“东坡帽”，甚至出现了“人人皆戴子瞻帽”的盛况，这也是其后历朝历代表现苏东坡形象中必不可少的图像元素。如元代赵孟頫在书写的《赤壁赋》卷首为苏东坡创作的人物小像中，苏东坡就是戴着“东坡帽”、站立持杖的形象。其后清代费丹旭、现代陈少梅均创作过苏东坡戴“东坡帽”的形象。

三是“扶杖”形象。在现存的表现苏东坡形象的作品中，除却东坡笠屐这一主题创作外，苏东坡形象基本以头戴东坡帽、手扶杖藜为主，这一形象范式的出现，与苏东坡被贬漂泊有直接关系。“扶杖”有支撑、依靠之用，多为年老行动不便者使用。而苏东坡在近二十年的漂泊生涯中，远离朝堂，远离家乡，漂泊无依，扶杖这一举动更多的是他想在心理层面寻求的一种安全感，以扶杖抚慰漂泊不定、孤苦无依的心绪。而扶杖的另一层含义则与他在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经历有关，在被贬的二十年时间里，他不但没有消极自弃，反而在三地为官期间，积极为民，不但致力于三地的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而且努力移风易俗，改变民间旧风陋习，使得“扶杖”这一动作既传达出苏东坡年迈的形象，又传达出苏东坡为民奔走的劳碌形象。

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呈现的苏东坡像，为我们重构苏东坡的文化人格提供了真实的图文依据，也为其后历朝历代意会、提炼“东坡笠屐”形象提供了准确的图文资料。

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

“东坡笠屐图”主题创作的故事来源，与苏东坡在公元1097年谪居儋州有关。在儋州期间，苏东坡不但与当地百姓建立起了友好的关系，而且与黎子云交往过密，“载酒过从，请益问奇，日益亲炙”，因此才有“遇雨借笠而归事”。最早表现“东坡笠屐图”这一主题作品的并不是传说中的李公麟，因为从时间上看，1097年距离苏轼去世仅有4年时间，且据史料记载，这4年间，苏轼与李公麟并未重逢，所以最早表现“东坡笠屐图”这一主题的显然不会是李公麟。同时，据新发掘的资料显示，近人张友仁《惠州西湖志》卷十一载“杨希铨《摹宋钱选东坡笠屐图》石刻”条所记：“石久失，有拓本。图为戴笠着屐冒雨状。原由琼州人所绘。”其中又有序文：“东坡在儋耳，一日访黎子云，途中遇雨，从农家假笠屐着归。妇儿争相随笑。群犬争吠。东坡曰：‘笑所怪也，吠所怪也。’觉坡仙潇洒出尘之致，数百年后，犹可想见。”这段对话不但生动地再现了千年前苏东坡戴笠穿屐的样子，也指出了“东坡笠屐图”形象最初是由苏轼在儋州期间的琼州人所绘。

当一个朝廷官员、一个文化学者，戴起了农家斗笠、穿起了农夫雨屐，穿梭于普通百姓之中，并且自得其乐的时候，所转变的不仅是他的形象，更是他的精神世界——于仕途不得志的境遇中开始与民同乐，因此，“东坡笠屐图”也就由具体的苏东坡形象升华为苏东坡的文化人格和精神象征，这也是其后历朝历代均有艺术家表现“东坡笠屐图”这一主题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