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把目光投向乡村。如果说数十年前的大批城市知识青年走入广袤农村，是被当时的政治洪流席卷，身不由己，那么，正在一些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中蔓延的主动下乡，啸聚乡村之风，让“乡村”在当下从遭到年轻人遗弃、城市压榨而“落后”的尘土堆中重新弥漫出温情和现代意味。虽然有数据显示2005年-2009年，中国的古村落每年消失7000个，每天消失20余个，但乡村始终是重要的，因为目前所涉及到所有的社会问题几乎归根结底都能直指土地问题。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一直在乡村大地奔走，继承和发挥上世纪20年代起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精神，他们面临的处境非常困难，但他们仍然有坚定的信念，试图重建乡村，并寻找中国生活的另外的可能性。这与当代艺术家们正在进行的乡村实践计划的目的和动机，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在进入乡村的途径上，当代艺术家们对于乡村的改造项目中，更带有个人爱好的色彩而介入农村结构，从积极而乐观的一面而言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也是对于乡村生活进行的强行植入，站在一个城市生活者的角度所具有的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势感。

艺术家们精神上的“乡愁”和现实中的乡土存在着差异，他们回到的并不是自己的故土，和当地缺乏有机的血脉上的联系，作为外来人，他们的挑战更大，他们随时可以走，不留下一点痕迹，一扫而空，外来者起到的也许只是一个出发的作用。

碧山计划和许村计划

2011年，曾任2009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总策展人的欧宁，在距安徽黄山国际机场车程一小时的碧山村以“碧山共同体”之名，招揽了艺术家、建筑师、乡建专家、作家、导演、设计师、音乐人，以及致力于乡土文化研究的当地学者、从大陆的乡村建设NGO成员到台湾地区的乡建社运分子等城市知识分子，实践“离城返乡，回归历史，承接本世纪初以来的乡村建设事业，在农村地区展开共同生活”。他们与当地农民践行互助(MutualAid)精神，减低在城市中盛行的对公共服务的依赖，以各种方式为农村政治、经济和文化奉献才智，重新赋予农村活力，再造农业故乡的构思。他们在黟县乃至徽州招募民间手工艺人和民间戏曲艺人，共同合作在碧山村的祠堂和乡间粮仓等公共空间举办与乡土生活相关的建筑、家具和生活用品设计、影像艺术作品以及其他手工艺品的展示；举办乡建学者和乡土建筑研究者的学术研讨；以及举办当地戏曲和舞蹈的演出活动等等，准备进入美术馆展览的“碧山丰年祭”似乎更像一场刮过山村的“艺术运动”。 

由一栋空置的徽州民宅巧加改造而来的“猪栏酒吧”是欧宁碧山计划的最初发祥地，“猪栏酒吧”曾经引得朱丽叶·比诺什等明星接踵而至，成了一个在《孤独星球》上也能定位到的“地标”，但喧闹之后人去楼空，据说，当地村民已经闹上了门。他们质疑：“为什么来了那么多城里人，我们却一个钱也没赚到？”

欧宁事后也承认：“农村并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么淳朴，很多时候它受主流价值影响甚至比城市还严重。我希望城市人来农村，或者知识分子来农村，不要把农村神话了。”

几乎与此同时，“85新潮”美术运动的一员、以《人间》系列摄影名声再起的当代艺术家渠岩正在山西千年古村落进行“许村改造计划”，这一计划因为时间上的长期投入和人力物力投入，以及与当地农民更深层次接触的原因显得没有那么浓得化不开的“乌托邦”色彩。历时三年，春秋时期就有记载的许村被修复和改建，“古村落必须保证村民不被打扰，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比如老作坊要保留，辘轱水井要保留。那么，农民也要走向现代化，我们从什么地方入手呢？从文明习惯、乡村卫生来改变。老房子年久失修，没有上下水，生活很不方便。由于旧房子改造起来比较费事，农民宁愿盖新房，也不愿改造旧房。但是盖了新房子，历史记忆就没有了。如何解决这种矛盾？用西方当代艺术来改造。像许村这样，房屋的外貌不动，只进行内部改造，房屋仍是古老家园的特征，仍是我们的文化符号，青砖红瓦都还在，石头墙不用动，但卫生设施不一样了，房屋里面的布局不一样了，农民享受到了现代化的生活。”“许村实验”吸引了社会关注的目光，带来了游客。艺术家创作基地已正式挂牌，它的效应将不断扩大。参加乡村艺术节的20名艺术家每个人离开时都将留下两幅作品。渠岩告诉《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记者，所有的资金都来自自己出售作品的所得，三年来，没有问当地居民要过一分钱，最艰难的，“在于和当地政府之间的沟通，向他们证明，自己是没有经济目的的。”据渠岩透露，前些年离开许村奔向城市的年轻人，有一些过年回家，看到家乡的变化，觉得离自己已经熟悉的城市生活距离不远，而宁愿留在家乡。

“许村计划”中相伴记录下来的影像文献资料也在上海莫干山路50号内的99创意中心展出了两个月，2月20日刚刚撤展。

而乡村问题遭遇的现实层面的复杂性远远无法在美术馆展览场域中简单呈现。一方面，从内心深处，城市到来者排斥乡村的资本化，一方面，乡村又需要可见的发展和生长，这势必导致平衡力上的博弈。

重建乡村生活的设想

2003年，出生于广东湛江农村的欧宁在广州著名的城市打工族聚集的城中村拍摄纪录片，最初记录这些挣扎在城市边缘的外来打工者的过程，让彼时内心依然无法彻底融入城市的欧宁觉得，自己的命运与镜头下的被拍摄者们是一致的——同样要在一个陌生、冰冷、无情的城市里打拼，同样认为家乡农村是很讨厌的地方，无非，上了大学之后的欧宁奋斗之路因而更宽广。面对与过去的自己如此类似的拍摄对象让欧宁同时也想到了初中毕业即到深圳打工的妹妹，每月挣几百块钱供哥哥欧宁上大学用。拍片子的时候，欧宁的眼泪会不知不觉流下来。回到农村，对欧宁来说，很大程度上发自个人经历，“农村被城市不断压榨，要地，要劳动力，但分享不到任何成果。我的妹妹的青春，整个青春都在深圳消耗掉，即使她现在搬进了我给她买的好房子也没有办法抹去农村带来的深深的自卑。社会无法摆脱让人从低的处境到高的处境的尴尬。所有这一切的经历都指向我去做这样的计划。”

但这样的讨厌也许更多的缘于没有在城市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当欧宁在城市中的生活渐渐富足，并找到位置的时候，他起了“乡愁”。“我在城市中慢慢了解，贫困是一笔财富，城市是一种驱动，我渐渐喜欢回家，可惜家乡广东湛江，没有徽州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当地黑社会现象盛行。”欧宁理想的是做一种农村工作，但理想遇到这样一种残酷现实一定会湮灭，别无他法，他才试验另一种返乡，“碧山周围本身给予的养育会比较好，生存空间在现代历史上都相对富足。”

欧宁在网上公开的笔记本上，记载着重建乡村公共生活的最初设想。那是一座在纸面上以寥寥几笔建起的“先贤祠”。欧宁在左手页上，勾画了两块牌位，供奉着一土一洋两尊“大神”，一个是晏阳初，另一个是“无政府主义之父”克鲁泡特金。右手页，摘抄了晏阳初的乡村建设“九大信条”，奉其为“碧山共同体”的纲领。

1927年7月，晏阳初带着自己的家属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的成员，搬迁到河北定县翟城村定居下来，开始了“定县乡村试验”。时至今日，他们在教育、文化、卫生、政治等方面的理念、所采取的措施及方法，仍然是全世界推广平民教育和进行乡村建设的蓝本和依据。定县试验十年，前前后后有几百位留学生、大学生、教授、学者参与进来。这些人在各自的学科领域已很有建树，有着稳定的收入、巨大的声望和安定的生活。但是，他们骑着驴，驮着书，带着家小定居乡村。也因此形成了轰动一时的“博士下乡与农民为伍”的社会风气。在“定县实验”最鼎盛的时候，定县聚集了近500位知识分子，其中有60余位是学有专长的归国博士、大学教授、校长等各个学科的知识分子。和晏阳初几乎同时在做乡村试验的知识分子还有梁漱溟、陶行知等人，他们都身体力行，“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奔走在中国的乡村大地上，把思想改革变为实践的操作，寻找中国乡村发展的途径。随着政治的变迁，这些人、事和其中所昭示的意义仿佛被尘封在历史深处。

就像同济大学教授、城市文化研究者王国伟所说的那样，知识分子、艺术家对于乡村的改造有各种方式，有的是体验，有的是运动，但不论哪种方式，都带来无数可能性。早年的知识分子对乡村的贡献做得更安静更实在，他们以教育的方式，办医疗的方式，安静地做上了5年、10年，这样也许对乡村更有价值和意义。

是改造还是强行植入

曾经参与台湾宜兰改造农村计划的一位艺术家说过：“现在的农村和城市没有区别，城市的路越修越宽，而农村的路应该窄一点，任何人可以相遇，农村要安静一些，鸟才能休息。”

无论是情感先行还是方式先行，艺术家改造农村的公共生活，是以对抗农村资本主义的态势，艺术家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的选择为目的，整体的初衷是抵抗城市化，但是实际上逆城市化的过程的选择中还是无法摆脱地带入了城市的影响，农村的物质形态里被强行装进了城市化元素。

旧时的农耕社会，乡村向京城输送读书人，而读书人在成就功名之后把利益带回家乡，这是来自内心的对于家乡的本质上的认同，是成功之后的反哺。从现在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行为来看，似乎做的也是同一件事——欧宁回到精神上的故乡，渠岩为挽救古村落消失而奔走。但这样张扬艺术个性的方式势必带来了明显的城乡落差，农村与城市生活是否能够彼此认同不属于对方的生活？生活在农村的农民体验到的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和艺术家最初的期许相吻合？而吻合与互动的基础是人生出发点和归宿点之间的关系。

“外来的暂时性的东西，以艺术运动方式进入乡村，很难转换成乡村的常态，不能转换成乡村常态，便与当地农民割裂了关系。”王国伟说。

“碧山共同体”寻找黟县百工项目的一个收获是当地手工制作的渔亭糕。“我们会设计一些新的模具花纹，让它更符合现代审美和消费需要，又带点乡土情怀，用我们的方法来拓宽销售渠道。”欧宁说。而拓宽销路，生产的量化，是资本介入的一种方式。

许村实践计划中的以城市消费群体为目标的“农家乐”，以古建筑为外壳、都市酒吧为内里的房间内焕发着城市光彩的玻璃杯和威士忌泛出的浓稠气息中，不无一些旅游景点般的相片感。这些基于城市的商业形态带来的乡村结构改变可能与田园农村建立天然的亲近感吗？

“自然空间和心理空间主要的表现形态是日常生活，文化对空间的影响必须进入日常空间，与原生态形成日常关联。能不能够转换成日常生活，构成内在呼应，成为关键。而就现在的农村和城市的生活，落差太大了。因为陌生而具有距离感，转换太难。价值的交换无法达成，因为没有基础，便得不到认同。”同济大学教授、城市文化研究者王国伟说。

文化在此空洞化，一个反面典型就是美院学生们写生热门去处的安徽歙县、宏村，已经变成死掉了的景观。一个原本安居在祠堂里的当地小学，因为祠堂被征作景点之用取消，而祠堂被圈起来收门票，当地文化被抽空，导致了重新生长的可能性的消除。

“经济上的选择与政府的合力导致可供开发的土地越来越少，乡村不断消失是中国整体乡村生活方式的调整，其中政府是最大的受益者，对当地农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王国伟说。从当地文化基因中重新生长，那将是另外一种形式，而那需要投入更多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