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一篇记录上海首届中国书画拍卖会的长篇特稿曾说道：“只要改革开放不断推向进步，中国的艺术品市场终究会逐步形成并走向成熟。当这一天来临的时候，请不要忘记1993年6月20日。”那一天，谢稚柳先生为丰子恺《一轮红日东方涌》敲响的第一槌、《汪精卫书法》的非理性争夺……作为见证人与当事人，祝君波先生继《香港故事》后再次以翔实的文字记录下20年前那场拍卖。

1992年4月26日(朵云轩)与香港永成拍卖行合作成功，又考察了佳士得、苏富比(微博)的春季拍卖以后，我和薛锦清、张志成三人都很兴奋。我们当时住在北角侨辉大厦一个内地办的招待所里，为了节约，我们住的是三人房。但我们每天晚上有精神大餐，就是谈拍卖，聊前景，常常通宵达旦，夜不能寐。集中到一点，是要在内地创办第一家专业的艺术品拍卖公司。

当时，正是学习讨论邓小平《南方谈话》如火如荼的时候，解放思想，大干快上，大胆突破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回来以后，领导班子卢辅圣、岑久发都很赞成，向徐福生局长、孙顒副局长一汇报，他们也很支持。我们就开始走程序。相比后来层层叠叠的管理，当时还算一路畅通。

1992年5月26日，由我起草的报告送呈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报告称：“成立朵云轩艺术品拍卖行是基于艺术品拍卖属国际上一种高层次、高质量、高收益的文化产业。如世界上著名的拍卖行苏富比和佳士得，每年在全球多处拍卖，收益数亿美元。通过拍卖，既能得到数倍于以往的销售利润，又能提高一个民族的国际声望……由朵云轩来创办一家艺术品拍卖行是一件对上海有益的文化经营项目(北京有些单位已在酝酿此事)。”

筹备拍卖行

5月29日，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批复同意在浦东创办朵云轩拍卖公司。我们又打听到商业一局分管拍卖公司审批，6月4日由沈毓琪同志起草上报了请示报告。商业一局派来一位处长询问此事，这位同志看了我们展示的永成、苏富比的拍卖图录以后，感到很新奇，当即表示支持。可惜二十年了，我已记不得他的名字，但他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6月30日上海市第一商业局发来《关于成立朵云轩拍卖公司报告的答复》，称：“你社报告成立的艺术拍卖，不属《上海市公物拍卖管理暂行办法》所指公物范围。因此不属需我局审批范围。你社可按有关规定直接办理工商登记手续。”8月21日，我们通过了工商登记。1993年1月份，上海文管会也很支持，批复同意我们具有拍卖文物的资格。当时上报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登记时改为30万元(1997年《拍卖法》出台后改为1000万元)。谁也没想到，20年以后中国拍卖事业大发展，朵云轩拍卖公司每年营业额近10亿元，利润有7000万元之多。创意产业，真是点子踏准，一步登天。

在筹备拍卖行的过程中，很多前辈给我们以帮助。谢稚柳先生为我们题写了公司招牌，他还和程十发、马承源、汪庆正等四位前辈一道担任了首批顾问(后来追加了陈佩秋先生、刘旦宅先生)。永成的黄伟明先生也给了我们很多具体的指导，帮助解决了很多操作上的难题。最难忘的是汪道涵先生，闻讯我们创办拍卖公司，数次约我和沈毓琪同志去他家中交谈，给我们很多指导。看了苏富比、佳士得和永成的拍卖图录，他说艺术品市场是继股票和珠宝以后，一个很重要的市场。在上海创办拍卖公司意义重大，很有前途。他还应我的要求为我们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公司的介绍上。其中写道：“一家拍卖行就好比一个人，用一双手牵着卖方和买方来交易。拍卖公司要注重拍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若干年以后，我读到一些文章反复提到汪老的高瞻远瞩，深有同感。如他提出上海要开放开发浦东，提出上海要办世博会。他说广交会是战术，世博会是战略，会影响上海一百年。这都是比常人超前的地方。我从他支持办拍卖行这件事，看出他的胸怀和气魄。汪老不仅说，还给我实质的支持。如他前来上海美术馆观看我们的拍卖预展，两次参加我们在静安宾馆举办的拍卖庆功宴，谈笑风生，举重若轻。他的到场，给海内外收藏家以极大的鼓励，也提升了朵云轩公司的地位。回想起来，汪老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所给予的厚爱，真如雪中送炭，令人终生难忘，感激不尽。

1993年2月20日，我们在静安希尔顿酒店举行了拍卖公司成立大会。汪道涵、龚心瀚、徐福生等同志出席大会并讲话。公司当时编制15人，实际员工只有总经理祝君波、副总经理曹晓堤等四人。在南京路朵云轩顶楼加盖了一间办公室和一个会议室，这就是公司全部办公场所，真正秉承了国有企业和朵云轩一贯的传统，艰苦创业，白手起家。

我自定6月20日为拍卖日，这就让公司背水一战，没有退路。我们派出员工去征集拍品，应该说这是最艰苦的时期。因为社会上的人都习惯银货两讫、当场买断的传统做法。对拍卖公司先收下书画，拍出了再结账，拍不出再退还物主的做法，很多人不理解、不适应。我自己带的一队人马由杭州、南京、扬州、镇江、常州和苏州一路下来，收到了二三十件；北路薛锦清一组，荣宝斋(微博)、中国书店支援了一些拍品；曹晓堤在门口收到了张大千《溪山雪霁图》等精品，但总的来说，数量和分量都不足。我们分析了形势，感到除了初战必胜以外，国内市场对拍卖很陌生，一定要作出示范，让物主们看到拍卖的好处。于是我们把店堂里挂的画摘些下来，再从仓库拿了一些精品力作，组成了首场拍卖的拼盘。应该说，1993年的拍卖受到当时文物法规的影响，可以出口的文物才上拍，限制出口的一律不上拍(包括明清书画甚至近代书画中的徐悲鸿、傅抱石等)，生意很难做。这和后来政策开放很多旧文物可以拍卖是很不同的。

就这样，连征集带补充共有155件拍品上拍。徐建融教授为我们编辑图录。他的细心至今令我难忘，如精心设计好拍卖的顺序和节奏，为后来的成功立下了一功。我的师兄张雄先生为我们操刀设计。在今天来看，这是一本规模很小的图录，但当时时间太紧，我们还得加班加点，废寝忘食。那天完成图录发排已是半夜，我和曹晓堤、卢辅圣、徐建融等人到对面五芳斋吃夜宵，端起一碗面才记起这天是我生日，1993年3月18日。

图录出来以后，由薛锦清、陈伟康等人负责，我们在香港举办了部分展品预展；曹晓堤带队去北京、深圳两地展览。在北京，我们的展览还上了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同时，我们公告在上海社科院举办拍卖知识的系列讲座，徐建融、曹晓堤和我都去讲课，这大概也是国内最早的艺术收藏和拍卖培训，而教材是我们自编复印的一本海内外拍卖资料。

拍卖前，我们做了几位重点客户的工作。如张宗宪先生是我在永成结识的大客户，他收到我的信和图录以后，专程在拍卖前单独到公司来看东西，并表示要捧场。他还拿去了很多图录，帮我们拉客户。另一位是香港金山集团的罗仲荣先生，他是上世纪90年代香港拍卖场的大买家。他也和妻子一起专程到我们简陋的办公室看画。中午我们请他们夫妇在天津路一家小饭馆吃饭，罗先生欣然前往。后来我感到在小饭馆吃饭有点失礼，但罗先生很给我们年轻人面子，毫不介意。席间，罗太太告诉我：“罗先生在全世界有几十家工厂，有一些厂他一次也未去过，但你们拍卖公司他会亲自来看。”由此知道罗先生对艺术尤其是二十世纪的书画情有独钟。二十年来，我每年春节都收到他们精印的梅洁楼藏品年历(罗夫人姓名刘梅洁)，从不间断。深知他们是真的喜欢艺术，也由此懂得了什么叫名家的为人——平和、认真。 我们还通过新加坡中华书局(微博)施太太做通了新加坡大收藏家、袖海楼主杨启霖先生的工作，他拍卖前发来了一纸传真订单，共竞投十多件拍品，使我们喜出望外。

图录发出去，我们做了很多宣传，也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拍卖能否成功？能否大成功？我的心里并无把握。因为在此前北京、西安等地也有过艺术品拍卖，都失败了。这就使上海朵云轩的拍卖更引人注目。知名记者谷苇在《文学报》发了长篇述评，标题为《艺术品拍卖纵横谈》，醒目的题记写道：“朵云轩艺术品拍卖公司春拍即将开槌。此前，北京、深圳、西安的艺术品拍卖成绩不甚理想。上海此举成耶？败耶？——人们关心着。”余传诗写的另一篇长文《朵云轩，你能启动这个市场吗？》刊发在1993年6月17日的《光明日报》上。这些都反映了人们的期待和担忧。

在当时的政策条件下，不可能加重拍品的分量，只能多做客户的工作。于是，我们加大了图录投送的力度，印了5000册，尽可能发到需要的客户手里，同时有针对性地做工作。

港台藏家成主力

说起第一次拍卖，也有好的地方，就是低成本运作。公司仅投资了30万元人民币，与今天高投入、高收益不可同日而语。比如选希尔顿酒店，是与波特曼相比较而定的，波特曼开价半天拍卖收4.5万元，希尔顿只收4500元。又比如图录卖250元一本，很多人需要，也卖出不少。拍卖预展选在最老的上海美术馆，场租也很便宜。我们还创了世界拍卖史的先例，入希尔顿参加拍卖会，要买一张85元的入场券。最近我翻到一张照片，我在向佳士得驻上海的首席代表朱仁明小姐派发拍卖入场券，有红、蓝两种。我回忆，这是用于1995年春季的拍卖会的，因为拍两天，入场券用了两种颜色，以示分别。当然，大部分票是送的，并未收钱，但在那个年代，不用入场券显然不行。首场拍卖会人们闻讯蜂拥而来，中途不得不停止入场，证明我们卖票的做法是符合实际的。

在拍卖前，还发生过一个插曲，就是与佳士得的合作。由程十发先生的公子程多多介绍，我们认识了爱丽丝·袁小姐和黄君实先生，在印制图录前他们代表佳士得专程来上海看了我们的拍品，黄先生还帮我们估了一部分参考价。当时我们白手起家，希望借重佳士得的力量和客户网络。但是，在拍卖师问题上，双方没有达成协议。袁小姐坚持，既是双方合作拍卖，就要用佳士得的拍卖官；而我坚持，既是在上海拍卖，就要用朵云轩的拍卖师。而我当时并没有拍卖师。但我认为这是主权的象征，不肯让步。多年后回想，我也为自己的决定而惊奇，也许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真的敢作敢当，充满热情和理想。事后，我在全社二百多名员工中，选了时任总编辑助理的戴小京(微博)先生。以我对他的观察，戴先生是书法家，一表人才，口若悬河又口齿清晰，有胆有识。我让曹晓堤先生陪他去香港实地观摩了佳士得、苏富比的拍卖，回来以后又操练了几次，居然上场也一举成功，成了后来颇有知名度的“江南第一槌”。

苏富比、佳士得的拍卖秉承了欧洲贵族的君子之风，他们在香港拍卖的登记手续比较简单。而在上海怎么操作好呢？我们想出了两个办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为后来全国各家公司所沿用。一是领牌登记凭身份证和护照，并复印备份。这一招在上世纪90年代很管用。二是设计了成交确认书。落槌以后当场填写，由竞买人签名备份。因为以英国式拍卖师记录为凭的方式，在中国显然行不通，有了本人的当场签字确认，在后来的钱物交割和法庭诉讼时就有了过硬的凭证。所以说，细节决定成败，关键的细节确保了我们首场拍卖的成功。一个好的指挥员的责任，一定要做到宏观把握，微观落实。这也是多年工作的一条重要经验。

目光回到1993年6月20日下午1:30这一刻，中国拍卖史上首场成功的拍卖第一槌在上海静安希尔顿酒店敲响。6月20日作为春拍已是上半年的最后时机了，下半年快来临了，所以天气比较热。整场的人涌入大厅，挤得水泄不通。很多人来竞买，牌号被领走了120多个，相对于155件拍品，这个领牌比例是很高的了。然而，更多的人是来观摩，来看热闹的。在我记忆中，有知名艺术家谢稚柳、程十发、陈逸飞，文物界精英荣宝斋米景扬，瀚海秦公，嘉德王雁南、甘学军(微博)，苏富比溥文，佳士得袁小姐，兰馨蔡国声等。座位不够，很多专家席地而坐。就是这样，还是挡不住人流，无奈之下，我忍痛决定关上大门。

起拍的第一件作品是丰子恺的《一轮红日东方涌》，绘父子两人在岸边迎接初升旭日，题款为“一轮红日东方涌，约我华人捧”。这是多好的句意，正好象征我们华人开创拍卖事业，打破西方人垄断中国艺术品拍卖的历史。放的第一张也是徐建融教授的设计，既是口彩好，更是价位低，便于拼抢造势。果然，由1.8万元起拍，你抢我夺，节节攀升，一时难以下槌，直顶到十多万元加佣金12.65万元才罢手。我们请出泰斗级人物谢稚柳上台，敲响了第一槌。顿时全场掌声雷动，满堂喝彩。此后气氛持续升温，每张画都经激烈拼抢。你想，很多客人远道而来，谁想空手而归让人耻笑？前30件拍品竟然成交了26件，仅4件流标，这种业绩和气氛，就是在香港佳士得、苏富比也少见。除了成交率高，成交价更是大超底价，令人看不懂。如63号梁启超对联成交13.2万元，66号张大千《溪山雪霁图》(尺幅仅71.2×18cm，)成交39.6万元(这是晓堤兄在门口收来的，绝对是件精品)。

拍卖进度慢、竞争激烈、价位高本是件大好事，但我内心十分着急，因为当日希尔顿宴会厅已借给一家大公司开晚宴派对，我们必须在16:30交场地。但1至30号拍品居然成交了26件，件件志在必得。时间飞逝，我只得在中场休息时嘱咐戴小京先生加快进度。

真正的高潮发生在102号张大千《晚山看云图》上，此作创作于1946年，体现了大千作品的大陆风格，是一件传统型的精品力作。我们将此印在拍卖图录的封面上，显示对此作的重视。最近查到资料，当时谢稚柳先生还专门写了《张大千﹤晚山看云图﹥鉴赏》一文，刊于当年6月6日《文汇报》笔会专栏，并配了这件作品图照，称：“是图大千四十八岁，正是其艺术上趋于炉火纯青之期，而论此图的描绘之精，功力之深，恰可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尤其是他对传统的心印，从中可以看得最为清楚。本图上长题诗款，笔势俊爽，书画双璧，尤为难得。”拍卖前，引起买家追捧，其中尤以台湾嘉义藏家蔡泰和先生最为心仪，数度前来赏看，念念不忘。记得此作从60万元起拍，一路争抢叫到130万元落槌，加佣金143万元成交。这也成为建国以后在中华大地上第一件成交的百万元级艺术品。全场热烈鼓掌。次日，蔡先生也上了各报的新闻。值得一提的是，前几年我又见到泰和兄，他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资金紧张，曾出让给台北另一藏家。此件后又流回上海拍卖成交500万元，前些年在天衡拍卖，成交价高达1800万元。

另一次高潮发生在119号《任伯年花鸟草虫册》上。这本册页共十二开，品相极好，估价24万元到28万元。拍卖前，时任香港集古斋副经理的张超群先生提出，要一台长途电话供他竞拍时使用，但希尔顿回复无法落实。在今天拍卖厅设国际长途是极普通的事，但当时的五星级酒店也做不到。于是，我就向朋友林伟新先生、赵志华先生各借了一台“大哥大”，足有一块砖头那么大，但却解决了大问题。拍这件作品时，张先生手持“大哥大”，与幕后的神秘人物通话，拍到激动时站了起来。此作一路高潮迭起，直举到95万元加佣金104.5万元才为张先生竞得，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事后一计算，两个“大哥大”竟用去国际长途费4500元人民币。但第二个百万元级的拍品也就因此创造了出来。

这天性价比拍得最好的实际上是王一亭的作品。90号拍品《急知靖变》描绘救火的场面，很特别，拍到14.3万元，为新加坡前辈许祥杰竞得。最后一件拍品155号《欢天喜地》，绘和合二仙，以13.2万元为张宗宪竞得，也算高价了。

这天拍场的风云人物，无疑是香港的张宗宪先生。他着橘色西服，领1号牌坐前面，旁边坐着陈逸飞和米景扬先生，风采卓然，引人注目。从1号丰子恺《一轮红日东方涌》，直举到155号王一亭《欢天喜地》，善始善终，许多精品力作由他收归囊中。更重要的是，他顶高了很多拍品，无形中帮我们提高了拍价，提升了成交率。事后一统计，他竞得了250余万元的拍品，这在当时就是天价了。

首场拍卖的主力军是港台及海外买家，全场120余块牌，他们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但境内买家也开始涉足。如成交17.6万元的齐白石成扇，成交26.4万元的吴昌硕花卉，成交9.2万元的《梅影书屋同门生肖画》，均为境内买家竞得。最记忆犹新的是13号拍品吴昌硕花卉，当时未拍到底价，中场休息时，有两位境内买家与我协商，他们提来了一麻袋现款，足有20余万元，要求买下此画，我们商量后表示同意，他们欣喜无比。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即将结束时的149号拍品《汪精卫书法》上，此图估价3000元，系由浙江一客户送拍，根本不起眼。哪里知道，如此低廉的作品，一开拍破了万元，又破了十万元，越拍越高，越拍越疯，一个小伙子和一个黑衣人对举，互不相让。全场满堂喝彩，弄得两个竞买人下不了台。最后，以24.2万元离奇的天价鸣金收兵。事后知道，那位不知名的黑衣人是真举，而那位年轻的小伙子在现场亢奋得控制不住自己，一时神智错乱。落槌后，小伙子丢下牌冲出了拍卖大厅，给我们添了一个大麻烦。第二天上海某大报发表评论说，举这么高的价位，是不是有人要为汪氏翻案？真是主观猜测！这也是第一次拍卖给我留下的难忘一幕。至今想起来又好气又好笑。

拍卖结束，在静安希尔顿举行了记者发布会，张宗宪、蔡泰和、陈德熙先生等大买家均出席，与我一起接受记者采访。我向记者宣布成交率为74.5%，成交总价为830万港元，两件拍品超过100万元，记者们都很激动。毕竟，一个下午的拍卖做成800多万元生意，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比我们两次预估的成交250万元、400万元有了很大的突破。更重要的是，现场气氛热烈，竞价激烈，这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对记者连说了三声：“今天的成绩出乎意料！”同时张宗宪、陈德熙先生也对我们的工作大加赞赏。次日以及此后一周内，媒体给予了充分报道，采访者络绎不绝。其中影响最大和最令人感动的是我的同龄人胡国强先生当时采写的长篇特稿《槌声响起——记朵云轩首届中国书画拍卖会》，他写道：“大陆艺术品拍卖业是在政策开放中刚刚起步的。朵云轩首届书画拍卖会虽然比北京、深圳、西安等地晚了一拍，但它却是最成功的，对大陆艺术品市场的形成，意义不可估量。”“我们相信，只要改革开放不断推向进步，中国的艺术品市场终究会逐步形成并走向成熟。当这一天来临的时候，请不要忘记1993年6月20日，上海静安希尔顿酒店这紧张激烈、动人心魄的一幕。”

为中国艺术品拍卖开航

此后，我在世界各地出差，时常有人对我说：“祝先生，我参加过你们第一届拍卖会哎！”言语中充满了感情，他们都为自己见证过这一时刻而自豪！

当天晚上，在静安宾馆九楼举行了庆功宴，谢稚柳、程十发先生都来作陪，场面让人难忘。

第二天，朵云轩四楼小会议室桌上出现了令人惊喜的一幕，一叠一叠的人民币堆成了一座小山。因为那时没有信用卡，也没有百元面钞，所以几百万元现金付来，感觉上就很不同了。

那个时代，成功首先想到群众，利益由大家分享。我和班子决定，给副总经理曹晓堤奖金一万元，给朵云轩和上海书画社全体员工和全体退休职工每人增发800元。那时，我作为社长的月工资才三四百元，每人发800元抵几个月的工资了，大家高兴得像过节一样。营业部经理祁振华还自发地在南京路挂出了“热烈庆祝朵云轩首次拍卖成功”的大红条幅，社内外呈现一派欢乐气氛。

而更多的物主纷纷前来送货，要求参加下届拍卖会。很多未给首次拍卖送货的藏家亲历拍卖现场后，向我们表示了歉意和悔意，表示要拿出最好的东西交给朵云轩下届拍卖会。一时坊间传出“现在朵云轩牛得很，不请他们吃饭送不进东西”的说法，实际上是猜测和谣传，但足见我们第二届拍卖征集货品有多么顺利。1994春季的拍卖以255件拍品的总量，产生了84.5%的成交率和1530余万元的成交总额，这在那个年代是很了不起的业绩，而主要货源均从民间征集而非来自朵云轩库存，真正实现了货源和客源两头在外。张宗宪先生对我们94春季的拍卖会给予了更高的评价。他说：“我一生参加过无数场的拍卖，最成功、印象最深的只有两场，一场是台北苏富比张学良定远斋藏品拍卖，一场就是朵云轩的94春拍。”

可见，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中国艺术品拍卖的美好前景已经展现。  

对朵云轩而言，两届成功拍卖，鼓舞了我们改革创新。百年老店老树发新枝，长出了第一根强壮的枝干——拍卖行。我们不甘于此，又在1994年成立了朵云轩古玩公司，1996年成立了朵云轩文化经纪公司，三步完成了朵云轩的转型。后来，它们始终成为朵云轩的三大产业支柱和经济来源。

人是需要刺激的，产业也是需要引导的。我们的成功拍卖，引来了各地拍卖事业的大发展。瀚海拍卖行创始人秦公生前多次对我说：“你们拍卖成功，对我刺激太大了。一个下午做了800多万元生意，在当时的体制下闻所未闻。所以，你们请我吃庆功宴我没有心情，当天晚上就在住地延安饭店策划成立瀚海！”中国拍卖业后来的精英，如秦公、王雁南、甘学军、米景扬等等，都在我们首拍的现场受到了鼓舞。

二十年过去，中国拍卖业已经成为一个大产业，为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改变佳士得、苏富比垄断拍卖的局面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这是时代的进步。今年春天，我格外怀念当年创业时给予支持的前辈汪道涵先生、谢稚柳先生、程十发先生，怀念当时的老领导和老同事，故萌生了要写《第一次拍卖》这本书的念头，用以纪念新中国拍卖事业创立二十周年。陈佩秋先生闻讯不仅为该书题写书名，还题赠我“中华艺术拍卖第一槌”横幅，上款写道：“一九九三年春稚柳先生为朵云轩首次艺术品拍卖主槌，被业界誉为敲响了中国拍卖第一槌。二十年过去，中国艺术市场已今非昔比，独领风骚，令人感慨。特书赠君波先生以誌纪念。”

(文章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