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备创办朵云轩拍卖公司
1992年与香港永成拍卖行合作成功,又考察了佳士得、苏富比的春季拍卖以后,我和薛锦清、张志成三人都很兴奋。我们当时住在北角侨辉大厦一个内地办的招待所里,为了节约,我们住的是三人房。但我们每天晚上有精神大餐,就是谈拍卖,聊前景,常常通宵达旦,夜不能寐。集中到一点,是要在国内创办第一家专业的艺术品拍卖公司。
5月29日,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批复同意在浦东创办朵云轩拍卖公司。在筹备拍卖行的过程中,很多前辈给我们以帮助。谢稚柳先生为我们题写了公司招牌,他还和程十发、马承源、汪庆正等四位前辈一道担任了首批顾问(后来追加了陈佩秋先生、刘旦宅先生)。永成的黄伟明先生也给了我们很多具体的指导,帮助解决了很多操作上的难题。最难忘的是汪道涵先生,闻讯我们创办拍卖公司,数次约我和沈毓琪同志去他家中交谈,给我们很多指导。看了苏富比、佳士得和永成的拍卖图录,他说艺术品市场是继股票和珠宝之后,一个很重要的市场。在上海创办拍卖公司意义重大,很有前途。他还应我的要求为我们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公司的介绍上。其中写道:“一家拍卖行就好比一个人,用一双手牵着卖方和买方来交易。拍卖公司要注重拍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若干年以后,我读到一些文章反复提到汪老的高瞻远瞩,深有同感。如他提出上海要开放开发浦东,提出上海要办世博会。他说广交会是战术,世博会是战略,会影响上海一百年。这都是比常人超前的地方。我从他支持办拍卖行这件事,看出他的胸怀和气魄。汪老不仅说,还给我实质的支持。如他前来上海美术馆观看我们的拍卖预展,两次参加我们在静安宾馆举办的拍卖庆功宴,谈笑风生,举重若轻。他的到场,给海内外收藏家以极大的鼓励,也提升了朵云轩公司的地位。回想起来,汪老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所给予的厚爱,真如雪中送炭,令人终生难忘,感激不尽。
1993年2月20日,我们在静安希尔顿酒店举行了拍卖公司成立大会。汪道涵、龚心瀚、徐福生等同志出席大会并讲话。公司当时编制15人,实际员工只有我、副总经理曹晓堤等四人。在南京路朵云轩顶楼加盖了一间办公室和一个会议室,这就是公司全部办公场所,真正秉承了国有企业和朵云轩一贯的传统,艰苦创业,白手起家。
我自定6月20日为拍卖日,这就让公司背水一战,没有退路。我们派出员工去征集拍品,应该说这是最艰苦的时期。因为社会上的人都习惯银货两讫、当场买断的传统做法。对拍卖公司先收下书画,拍出了再结账,拍不出再退还物主的做法,很多人不理解、不适应。我自己带的一队人马由杭州、南京、扬州、镇江、常州和苏州一路下来,收到了二三十件;北路薛锦清一组,荣宝斋、中国书店支援了一些拍品;曹晓堤在门口收到了张大千《溪山雪霁图》等精品,但总的来说,数量和分量都不足。我们分析了形势,感到除了初战必胜以外,国内市场对拍卖很陌生,一定要作出示范,让物主们看到拍卖的好处。于是我们把店堂里挂的画摘些下来,再从仓库拿了一些精品力作,组成了首场拍卖的拼盘。应该说,1993年的拍卖受到当时文物法规的影响,可以出口的文物才上拍,限制出口的一律不上拍(包括明清书画甚至近代书画中的徐悲鸿、傅抱石等),生意很难做。这和后来政策开放很多旧文物可以拍卖是很不同的。
就这样,连征集带补充共有155件拍品上拍。徐建融教授为我们编辑图录。他的细心至今令我难忘,如精心设计好拍卖的顺序和节奏,为后来的成功立下了一功。我的师兄张雄先生为我们操刀设计。在今天看来,这是一本规模很小的图录,但当时时间太紧,我们还得加班加点,废寝忘食。那天完成图录发排已是半夜,我和曹晓堤、卢辅圣、徐建融等人到对面五芳斋吃夜宵,端起一碗面才记起这天是我生日,1993年3月18日。
图录出来以后,由薛锦清、陈伟康等人负责,我们在香港举办了部分展品预展;曹晓堤带队去北京、深圳两地展览。在北京,我们的展览还上了中央台的新闻联播。招商工作搞得风生水起。同时,我们公告在上海社科院举办拍卖知识的系列讲座,徐建融、曹晓堤和我都去讲课,这大概也是国内最早的艺术收藏和拍卖培训,而教材是我们自编复印的一本海内外拍卖资料。
拍卖前,我们做了几位重点客户的工作。如张宗宪先生是我在永成结识的大客户,他收到我的信和图录以后,专程在拍卖前单独到公司来看东西,并表示要捧场。他还拿去了很多图录,帮我们拉客户。另一位是香港金山集团的罗仲荣先生,他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香港拍卖场的大买家。他也和妻子一起专程到我们简陋的办公室看画。中午我们请他们夫妇在天津路一家小饭馆吃饭,罗先生欣然前往。后来我感到在小饭馆吃饭有点失礼,但罗先生很给我们年轻人面子,毫不介意。席间,罗太太告诉我:“罗先生在全世界有几十家工厂,有一些厂他一次也未去过,但你们拍卖公司他会亲自来看。”由此知道罗先生对艺术尤其是二十世纪的书画情有独钟。二十年来,我每年春节都收到他们精印的梅洁楼藏品年历(罗夫人姓名刘梅洁),从不间断。深知他们是真的喜欢艺术,也由此懂得了什么叫名家的为人、平和、认真。我们还通过新加坡中华书局施太太做通了新加坡大收藏家、袖海楼主杨启霖先生的工作,他拍卖前发来了一纸传真订单,共竞投十多件拍品,使我们喜出望外。
在拍卖前,还发生过一个插曲,就是与佳士得的合作。由程十发先生的公子程多多介绍,我们认识了爱丽丝·袁小姐和黄君实先生,在印制图录前他们代表佳士得专程来上海看了我们的拍品,黄先生还帮我们估了一部分参考价。当时我们白手起家,希望借重佳士得的力量和客户网络。但是,在拍卖师问题上,双方没有达成协议。袁小姐坚持,既是双方合作拍卖,要用佳士得的拍卖官;而我坚持,既是在上海拍卖,要用朵云轩的拍卖师。而我当时并没有拍卖师。但我认为这是主权的象征,不肯让步。多年后回想,我也为自己的决定而惊奇,也许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真的敢作敢当,充满热情和理想。事后,我在全社二百多员工中,选了时任总编辑助理的戴小京先生。以我对他的观察,戴先生是书法家,一表人才,口若悬河又口齿清晰,有胆有识。我让曹晓堤先生陪他去香港实地观摩了佳士得、苏富比的拍卖,回来以后又操练了几次,居然上场就一举成功,成了后来颇有知名度的“江南第一槌”。
首场拍卖主力军是港台收藏家
目光回到1993年6月20日下午1:30这一刻,中国拍卖史上首场成功的拍卖第一槌在上海静安希尔顿酒店敲响。6月20日作为春拍已是上半年的最后时机了,下半年快来临,所以天气比较热。整场的人涌入大厅,挤得水泄不通。很多人来竞买,牌号被领走了120多个,相对于155件拍品,这个领牌比例是很高的了。然而,更多的人是来观摩,来看热闹的。在我记忆中,有知名艺术家谢稚柳、程十发、陈逸飞,文物界精英荣宝斋米景扬,瀚海秦公,嘉德王雁南、甘学军,苏富比溥文,佳士得袁小姐,兰馨蔡国声等。座位不够,很多专家席地而坐。就是这样,还是挡不住人流,无奈之下,我忍痛决定关上大门。
起拍的第一件作品是丰子恺的《一轮红日东方涌》,绘父子两人在岸边迎接初升旭日,题款为“一轮红日东方涌,约我华人捧”。这是多好的句意,正好象征我们华人开创拍卖事业,打破西方人垄断中国艺术品拍卖的历史。放第一张也是徐建融教授的设计,既是口彩好,更是价位低,便于拼抢造势。果然,由1.8万起拍,你抢我夺,节节攀升,一时难以下槌,直顶到十多万加佣金12.65万才罢手。我们请出泰斗级人物谢稚柳上台,敲响了第一槌。顿时全场掌声雷动,满堂喝彩。此后气氛持续升温,每张画都经激烈拼抢。你想,很多客人远道而来,谁想空手而归让人耻笑?前30件拍品竟然成交了26件,仅4件流标,这种业绩和气氛,就是在香港佳士得、苏富比也少见。除了成交率高,成交价更是大超底价,令人看不懂。如63号梁启超对联成交13.2万,66号张大千《溪山雪霁图》(尺幅仅71.2×18cm)成交39.6万(这是晓堤兄在门口收来的,绝对是件精品)。
拍卖进度慢、竞争激烈、价位高本是件大好事,但我内心十分着急,因为当日希尔顿宴会厅已借给一家大公司开晚宴派对,我们必须在下午4:30交场地。但1号至30号拍品居然成交了26件,件件志在必得。时间飞逝,我只得在中场休息时嘱咐戴小京先生加快进度。
真正的高潮发生在102号张大千《晚山看云图》上,此作157.5×81.6cm,创作于1946年,体现了大千作品的大陆风格,是一件传统型的精品力作。我们将此印在拍卖图录的封面上,显示对此作的重视。最近查到资料,当时谢稚柳先生还专门写了《张大千〈晚山看云图〉鉴赏》一文,刊于当年6月6日《文汇报》笔会专栏,并配了这件作品图照。称:“是图大千四十八岁,正是其艺术上趋于炉火纯青之期,而论此图的描绘之精,功力之深,恰可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尤其是他对传统的心印,从中可以看得最为清楚。本图上长题诗款,笔势俊爽,书画双璧,尤为难得”。拍卖前,引起买家追捧,其中尤以台湾嘉义藏家蔡泰和先生最为心仪,数度前来赏看,念念不忘。记得此作是从60万起拍的,一路争抢叫到130万落槌,加佣金143万成交。这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华大地上第一件成交的百万级艺术品。全场热烈鼓掌。次日,蔡先生也上了各报的新闻。值得一提的是,前几年我又见到泰和兄,他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资金紧张,曾出让给台北另一藏家。此件后又流回上海拍卖成交500万,前些年在天衡拍卖,成交已高达1800万。可见好东西大家都追捧。
另一次高潮发生在119号《任伯年花鸟草虫册》上。这本册页共十二开,品相极好,估价24万到28万。拍卖前,时任香港集古斋副经理的张超群先生提出,要一台长途电话供他竞拍时使用,但希尔顿回复无法落实。在今天拍卖厅设国际长途是极普通的事,但当时的五星级酒店也做不到。于是,我就向朋友林伟新先生、赵志华先生各借了一台“大哥大”,足有一块砖头那么大,却解决了大问题。拍这件作品时,张先生手持“大哥大”,与幕后的神秘人物通话,拍到激动时站了起来。此作一路高潮迭起,直举到95万加佣金104.5万元被张先生竞得,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事后一计算,两个“大哥大”竟用去国际长途费4500元人民币。但第二个百万级的拍品也就因此创造了出来。
这天性价比拍得最好的实际上是王一亭的作品。90号拍品《急知靖变》描绘救火的场面,很特别,拍到14.3万,被新加坡前辈许祥杰竞得。最后一件拍品155号《欢天喜地》,绘和合二仙,以13.2万被张宗宪竞得,也算高价了。
这天拍场的风云人物,无疑是香港的张宗宪先生。他着橘色西服,领一号牌坐前面,旁边坐着陈逸飞和米景扬先生,风采卓然,引人注目。从一号丰子恺《一轮红日东方涌》,直举到155号王一亭《欢天喜地》,善始善终,许多精品力作由他收归囊中。更重要的是,他顶高了很多拍品,无形中帮我们提高了拍价,提升了成交率。事后一统计,他竞得了250余万的拍品,这在当时就是天价了。
首场拍卖的主力军是港台买家,全场120余块牌,他们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但内地买家也开始涉足。如成交17.6万的齐白石成扇,成交26.4万的吴昌硕花卉,成交9.2万的《梅影书屋同门生肖画》,均被内地买家竞得。最记忆犹新的是13号拍品吴昌硕花卉,当时未拍到底价,中场休息时,有两位内地买家与我协商,他们提来了一麻袋现款,足有20余万,要求买下此画,我们商量后表示同意,他们欣喜无比。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即将结束时的149号拍品《汪精卫书法》上,此图75.5×36.5cm,估价三千元人民币,系由浙江一客户送拍,根本不起眼。哪里知道,如此低廉的作品,一开拍破了万元,又破了十万元,越拍越高,越拍越疯,一个小伙子和一个黑衣人对举,互不相让。全场满堂喝彩,弄得两个竞买人下不了台。最后,以24.2万离奇的天价鸣金收兵。事后知道,那位不知名的黑衣人是真举,而那位年轻的小伙子在现场亢奋得控制不住自己,一时神智错乱。落槌后,小伙子丢下牌冲出了拍卖大厅,给我们添了一个大麻烦。第二天上海某大报发表评论说,举这么高的价位,是不是有人要为汪氏翻案?真是主观猜测!这也是第一次拍卖给我留下的难忘一幕。至今想起来又好气又好笑。
拍卖结束,在静安希尔顿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张宗宪、蔡泰和、陈德熙先生等大买家均出席,与我一起接受记者采访。我向记者宣布成交率74.5%,成交总额830万(港币),两件拍品超过100万,记者们都很激动。毕竟,一个下午的拍卖做成800多万生意,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比我们两次预估的成交250万、400万有了很大的突破。更重要的是,现场气氛热烈,竞价激烈,这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对记者连说了三声:“今天的成绩出乎意料!”
中国艺术品拍卖起航
此后,我在世界各地出差,时常有人对我说:“祝先生,我参加过你们第一届拍卖会唉!”言语中充满了感情,他们都为自己见证过这一时刻而自豪!
当天晚上,在静安宾馆九楼举行了庆功宴,谢稚柳、程十发先生都来作陪,场面让人难忘。
第二天,朵云轩四楼小会议室桌上出现了令人惊喜的一幕,一叠一叠的人民币堆成了一座小山。因为那时没有信用卡,也没有百元面钞,所以几百万现金付来,感觉上就很不同了。
那个时代,成功首先想到群众,利益由大家分享。我和班子决定,给副总经理曹晓堤奖金一万元,给朵云轩和上海书画社全体员工和全体退休职工每人增发800元。那时,我作为社长的月工资才三四百元,每人发800元抵几个月的工资,大家高兴得像过节一样。营业部经理祁振华还自发地在南京路挂出了“热烈庆祝朵云轩首次拍卖成功”的大红条幅,社内外呈现一派欢乐气氛。
而更多的物主纷纷前来送货,要求参加下届拍卖会。很多未给首次拍卖送货的藏家亲历拍卖现场后,向我们表示了歉意和悔意,表示要拿出最好的东西交给朵云轩下届拍卖会。一时坊间传出“现在朵云轩牛得很,不请他们吃饭送不进东西”的说法,实际上是猜测和谣传,但足见我们第二届拍卖征集货品有多么顺利。94春季的拍卖以255件拍品的总量,产生了84.5%的成交率和1530余万的成交总额,这在那个年代是很了不起的业绩,而主要货源均从民间征集而非来自朵云轩库存,真正实现了货源和客源两头在外。张宗宪先生对我们94春季的拍卖会给予了更高的评价。他说:“我一生参加无数场的拍卖,最成功、印象最深的只有两场,一场是台北苏富比张学良定远斋藏品拍卖,一场就是朵云轩的94春拍。”
可见,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中国艺术品拍卖的美好前景已经展现。
对朵云轩而言,两届成功拍卖,鼓舞了我们改革创新。百年老店老树新枝,长出了第一根强壮的枝干——拍卖行。我们不甘于此,又在1994年成立了朵云轩古玩公司,1996年成立了朵云轩文化经纪公司,三步完成了朵云轩的转型。后来,它们始终成为朵云轩的三大产业支柱和经济来源。
人是需要刺激的,产业也是需要引导的。我们的成功拍卖,引来了各地拍卖事业的大发展。瀚海拍卖行创始人秦公生前多次对我说:“你们拍卖成功,对我刺激太大了。一个下午做了800多万生意,在当时的体制下闻所未闻。所以,你们请我吃庆功宴我没有心情,当天晚上在住地延安饭店策划成立瀚海!”中国拍卖业后来的精英,如秦公、王雁南、甘学军、米景扬等,都在我们首拍的现场受到了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