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颜绍元称，当时蒋介石曾委托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局)东方经济研究所所长邓葆光少将，让他们估算法币兑换中储券的比值。邓葆光还有一个职务是国民政府上海敌产处理局逆产组长，后来由于“通共”，于1950年在香港街头身中九刀，保全性命后回到内地，竟然又牵连上潘汉年案，直到1980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为邓葆光彻底平反，遂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后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言归正传。周作民与邓葆光测算出法币兑换中储券的比率应该是1比50。当国民政府宣布比率1比200时，就连周作民和邓葆光都不敢相信。完颜绍元说：“无疑，这一比率代表了孔祥熙、宋子文们的利益。由于此利益集团的坚持，导致法币兑换中储券成为了国民政府对沦陷区人民的一场抢劫。”

　　抗战后期，法币在大后方已经贬值，可那些拿着法币来到沦陷区的接收大员，发现在新光复了的国土上法币突然相当值钱了，于是就胡吃海喝，大肆抢购物资。“损失最大的无疑是中下层老百姓，虽然他们本身没什么钱，可有着大量游资的老板们，无疑会将法币兑换中储券后的巨大损失转嫁到他们头上。”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孔尚任创作于17世纪的《桃花扇》中的词句，竟然恰如其分地应验在蒋介石政权身上。推行法币之初，正值1935年。当时国家币制不统一，市面上的硬通货币是银元，而各地军阀大多以自己发行的军用票供应流通。周作人曾回忆，1912年自己曾被任命为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某科科长，领过一回薪水——大洋90元，可领到的并不是现洋，而是浙江军政府发行的军用票。而他去北平教书后，领到的又是北洋军阀发出的军用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