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骥 《虚心》2014年秋拍 北京保利 成交价 101.2万元

       与西方抽象艺术比较起来，中国的抽象艺术从孕育到发展，均不具有像西方现代抽象那样的历史条件和文化土壤。如果说西方抽象艺术更多依托的是审美现代性的变革、大工业时代的理性批判精神、形式主义的批评话语，那么，支撑中国抽象艺术发展的却不是上述的几种因素，相反更多是由社会学叙事完成的。之所以如此，这跟20世纪以来，整个文化情境与艺术机制有关。譬如，尽管20世纪30年代，像“决澜社”的艺术家，或者更早的一些艺术家如林风眠，他们曾将西方的现代风格引进中国，包括当时一些艺术家在抽象与表现领域进行了积极尝试，但是，从40年代初“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再到50年代初对艺术进行社会化、民族化的改造，特别是“文革”时期的“高大全、红光亮”创作原则的确立，在近半个世纪的时期里，早期的现代传统，或者说与抽象相关的知识，完全被历史改造了，被边缘化，被遮蔽了。“文革”结束，紧接着改革开放，当政治氛围不再那么紧张时，艺术家们才发现，在绘画领域，除了既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外，现代主义的传统几乎是一片空白。虽然1979年吴冠中提出“形式美”在美术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但客观上讲，吴先生的“形式美”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抽象。因此，在整个80年代，中国的抽象艺术家需要向西方学习，需要借助西方抽象艺术的参照系来形成、发展个人的抽象风格。我们会发现，中国虽然在80年代缺乏像西方抽象艺术所具有的理性主义哲学与大工业时代的社会环境，但仍然涌现出大量的抽象艺术。而且，80年代抽象艺术的主要特点是，反叛既有的现实主义与写实体系，捍卫艺术本体的独立，艺术家则以现代主义的姿态完成个人化的表述。然而，在80年代，抽象不单纯只涉及艺术形态和风格，而是与意识形态话语密切相关。因为，几乎在每一次的祛除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中，抽象艺术都受到了批判。不难发现，在整个80年代的语境中，推动抽象艺术的动力主要源于社会学的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