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隆高喊：“要想成功必须在美国出名！”

金钱不眠、梦想不灭，纽约是淘金者的前哨、20世纪的首都。托马斯·沃尔夫这样描述纽约：“无论它多么可恶，想到它就想到一个自豪热情的美人：在那里欲望永不幻灭，人人觉得自己的一生会称心如意，自己的饥渴会得到满足。”

上世纪80年代，中国艺术家的理想彼岸是美国。2000年以后，他们又集体返乡。

很多艺术家当年赴美的路径是受邀赴美然后“黑下来”，除了“伯乐”(如激赏袁运生的波士顿美术学院美术史教授科恩夫人)赏识，并未得到主流社会 的关注。他们从画廊接订单，在街头卖画，睡在半地下室，甚至还有人遇袭丧命。在纽约，艺术是一道窄门。在接受各种媒体采访时，他们回味了与纽约的各种爱恨 纠葛。

1982年，陈丹青赴美“洋插队”，18年后回国，回忆起卖画讨生活的纽约生涯，他的体验是“我们都是望不到边的奴才”。

1986年，张伟到纽约参加“中国前卫艺术展”就此留下，他的美国生涯大半用来在时代广场画画以及争取街头权益。2005年，他搬回北京。

1985年和1989年两次赴美的何多苓最终放弃了到美国生活的想法。“在中国无论是穷还是怎样，至少我把自己当成一个艺术家，但去了美国，没有商业上的成功，你就什么都不是。”

90年代中期离开纽约的王功新、林田苗夫妇也相信，“回国对艺术创作更有利”，“80年代末，从中国美术院校毕业的人在纽约就有五六百人，1/3在国内是大学教师，有的人在国内的职位还很高，很多人都不做艺术了”。

1993年，刘小东和喻红在纽约结婚。尽管“纽约是那么灿烂，中国的阳光却老是灰蒙蒙的”，他还是归心似箭。“我不是很喜欢在美国居住，所以待了一年，就特想家，想中国。我们俩就和当时还在喻红肚子里的红孩一起回国了。”

2000年，毛旭辉去了纽约，立刻就回中国了。“没有语言就没有自由。”他说。

2002年，杨千带着2万美元和10箱黑胶唱片回国，在北京从头开始，“我孑然一身回国，就像十几年前孑然一身去美国一样，没有什么不可以克服的”。

2008年，在美国顺风顺水的徐冰也放弃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离开纽约，回中央美院任教。“我回到中国，从中国的材料、环境和文化的上下文因素中，获取了新的灵感，创作了新的东西。”

纽约令大多数人失落而归，而北京却迎来了流行文化和消费市场的崛起。村上隆呐喊在中国需改写为：要想出名必须在北京成功！

占领纽约不如取代纽约。

现在，中国艺术家不再贸然地赤手空拳闯入纽约，他们不愿通过埃利斯岛(1892年至1943年美国的主要移民检查站)盖上印记，更不需抛弃一切从头打拼。与去上市的马云和去买画的王中军一样，纽约是他们顺理成章的选择。

1994年，隋建国第一次出国，前往印度进行3个月交流。当时，新德里文化研究院的老板劝说他道：“你一定不要着急去美国，去太早了自己不够强壮，它会把你压倒，你应该先在亚洲，然后去欧洲，等有足够力量了再去美国。”

20年后，他经过了印度、澳大利亚、法国、荷兰、德国，终于来到纽约。如他所愿，并非借助私交融入某个小圈子，而是通过市场进入了艺术系统。

隋建国的中山装和恐龙成为中国当代艺术“肉身”的一部分，是在欧洲双年展系统里形成的。而美国则给他新的机会，画廊和基金会合力让“盲人肖像” 在纽约获得一席之地。艺术批评家苏磊说：“‘盲人肖像’登陆纽约第五大道的中央公园，在全球平台上昭示了中国文化圈个体的觉醒和大众时代的到来。”

而就作品本身而言，“盲人肖像”也摆脱了表面的“中国风”，展示了文化身体和自然泥土相互印记的开放形态。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说：“我在全世界跑了那么多地方，这种做法还是很新鲜，无法形容是抽象还是具象，总之是很独特。”

纽约的力量感，不光来自资本的狂欢，还有文化的征服。它立起了抽象表现主义，使之变成世界主流，并将欧洲的权威纳入自己的话语系统。这条路正是中国未来要走的。

隋建国说：“我现在去世界舞台表演一把，并不算中国艺术走向世界。得把全世界的艺术界人士请来，而且他们都愿意待在中国才算。北上广还是有这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