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邹佩珠做彭雪枫雕像

1938年，邹佩珠在重庆考入国立艺专雕塑系，那时李可染也从贵州到了重庆。在国立艺专学习时，邹佩珠与住在她下铺的女孩很投缘，这就是李畹。 她们聊天时，邹佩珠总是听到“李可染”这个名字，直到有一天两人巧遇。邹佩珠曾经回忆过她与李可染的相识，“1943年春末的一天，阳光格外好，我突然心 血来潮，要出去画水彩，就在离学校不远的路边选了个景画了起来。一个又高又瘦的年轻人摇摇晃晃走了过来，看起来病恹恹的。他打听艺专怎么走，我就给他指了 路。他顺口问我一句，有个叫李畹的学生认不认得，我心想，你可问对了，她就住我下铺。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就是李可染。”

没过多久，李可染到国立艺专教绘画，多才多艺的李可染喜欢京剧，还会拉胡琴。而邹佩珠也曾跟着家里的唱片学过京剧，这样李可染拉胡琴时，邹佩珠 就在旁边唱青衣。当时李可染的宿舍旁边是竹林，有一天他屋里地上冒出了竹笋，邹佩珠就帮他天天浇水，竹子一直长到天花板上去了，李可染唤作“陪竹”，正好 又是邹佩珠名字的谐音。就这样，两个热爱艺术的人慢慢走到了一起。

1944年，李可染和邹佩珠借了学校的单人床、一块画板和两把高腿条凳，又借了老乡堆草的一间屋和一张桌面有裂缝、四腿都摇晃的方桌，一把窄条 凳。两人就这样结婚了，证婚人是李超士，主婚人是林风眠，那年李可染37岁，邹佩珠24岁。由此，邹佩珠开始了对李可染一生的照料，也担起了家庭的重担， 包括李可染前妻去世留下的三子一女。后来，他们又有了两子一女。

“她一生都在为李可染做工作”

现在每每说起邹佩珠，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李可染的夫人。李可染取得的巨大艺术成就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邹先生在艺术上的创造。她不光筹建了我国 第一所雕塑工厂，即今天的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研究所，新中国成立初期任教于中央美院雕塑创作室，并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之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组的起草和定稿， 还创作了北京体育馆休息厅的大型浮雕运动员像、北京工人体育场掷铁饼运动员像、安徽宿县烈士陵园的彭雪枫烈士纪念碑雕像等。

回忆母亲这些年为家庭的付出，作为邹佩珠长子的李小可曾经写道：“我的外公邹德仁是1956年去世的，可从来没有相见过……而我们有个熟悉的外 爷爷叫苏少卿是父亲前妻苏娥的爸爸……我们兄妹三人、父母和外爷爷外奶奶的关系亲密和谐，直到今天和母亲聊起这两位老人还如同家人一般，仿佛这一切都在情 理之中，自然真切。回想母亲能做到这样，真是不平凡的女性……当时大姐、三哥在上海，大哥二哥在徐州生活比较苦，母亲当下决定让他们到北京上学，并接来奶 奶一起生活；后来徐州的二姑和表哥生活艰难也接他们到北京，再加上我们三个孩子，这么多人口的日子压力实在太大，还要给徐州的大爷、姑姑寄钱，所以每个月 都要向学校借钱。为了让父亲安心工作，除了中央美院雕塑系的工作外母亲还兼职北京第十一中美术老师的工作以补贴家用，所以我小的时候经常看到母亲工作到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