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兵与多措施防火

元代的正史中未见有“军巡铺”的记载，但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却有与军巡铺完全相同的“遮荫哨所”。

明代皇宫消防工作由禁卫军兼管，朝廷有五城兵马指挥司负责京城火盗事宜，京城设有“红铺”112处，每铺有火丁官军10人。明代地方基层政权设有总甲负责火盗，据《宛署杂记》记载，当时，北京宛平县城内设有坊、铺等居民组织，每铺设铺头、火夫三五人，统由总甲负责管理。他们轮流值夜，击柝振铃，提醒人们注意火盗。有的地方还设置巡警铺（更铺），以供总甲、火夫们休息、躲避雨雪之用。巡警铺内备有刀、枪等兵器和火钩、水桶等救火器具。

明朝一些城市还组建了专业的消防部队——火兵。它主要是为了防御敌军火攻引起的火灾和防范其他火患。火兵有的50人，有的100人，设在城中心或建筑密集、人员聚居之处，配备水桶、藤斗、麻搭、竹梯、斧、锯等救火器具。

明人运用多种手段防止火灾的发生。为确保盛放皇帝銮驾仪仗等器物的仓库万无一失，仓库除沿护城河设置外，还建造了绝对可靠的防火隔墙。每隔七间房屋空出一间，并将这间房屋的四壁砌成无门无窗的砖墙；然后，在房间内充填三合土，直到顶部，用夯压实；最后，封砖盖瓦。这样，从外部看，是一间无门无窗的房屋；从内部看，却是一堵5米厚的防火墙。另外，民居的白壁青瓦马头墙具有防火和防风双重作用；寺庙、祠堂等建筑屋脊上怪兽嘴里吐出的曲折铁舌头，实际上是避雷针；库房、厨房、作坊的墙上贴有“小心火烛”的宣传标语，告诫人们注意消防，但“火”字一般是倒着写的：人们看到倒写的“火”字，就会引起好奇，甚至引发议论和重视。

清

救火组织与设施

清康熙年间，开设了火班（机桶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其人数不下200人。据《大清会典》记载，紫禁城内曾有腹大口收的铜、铁水缸308尊。在宫殿前设置的这些大水缸，称之为门海、吉祥缸、太平缸，每尊可贮水3000多升，过去由几十个太监专门负责管理，每天派劳役从井内吊水，把缸打满。夏天要保证水质干净，无异味；冬天除加缸盖外，还在大缸外包上棉套，在寒冬，要把缸架在特制的石圈上，下燃炭火，昼夜不熄，以免缸水冻结。

清朝一些城市有专门的救火兵丁、救火义役、救火夫头。据《康熙仁和县志》记载，当时杭州城内居民住宅稠密，经常发生火灾，由于扑救不力，往往造成很大损失。为此，总督刘公从守城部队中抽出40名身体强壮、行动敏捷的兵丁组成一支灭火队伍，专门担负城内救火任务。这些救火兵丁身着号衣，头戴号帽。号衣背后缝制一方白布，上面书写“杭协营救火兵丁×××”，字迹粗大明显，并盖以印文。

乾隆八年（1743年），湖南巡抚蒋薄指示各州县组织救火义役，专门负责扑救火灾。这些救火义役都要登记造册，上报官府，由官府每年发给一定的银两。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湖南官府颁布的《救火事宜》规定，所有救火义役均需穿戴号衣，其式样为白布缝制的马褂，红布镶边，前后各绘置一圆图，在圆图内书写某县民壮。根据他们在火场上的表现，事后分别奖罚。救火义役都有明确分工，并配备各种灭火器具，以便在救火时各执其器。

救火夫头是清代负责管理水夫的人。湖南官府在《救火事宜》中规定，每县须设救火夫头5名，各管10名水夫。官府每月向这些救火夫头各发工食银3钱。他们各佩带一面旗帜和一个灯笼，其颜色和标记各不相同，以便于在火场上指挥自己所管理的水夫供水。发生火灾时，到场的水夫看到指挥自己的救火夫头摇旗或举灯，则应挑水向前。救火夫头见水一担给一支水签，事后见一支水签给一文钱。地方官府通过识别旗帜或灯笼的颜色、标记，分别予以奖惩。如果水夫不听从救火夫头的指挥，或救火夫头假公济私，克扣水钱，一经发现，官府即予查办。

清代民间有救火会、救火社、水会、水局、水龙局、挠钩会等消防组织。挠钩会是清代天津一些救火会附设的组织，该会由若干人组成，配置大小挠钩、铁锚等工具，专门负责在火场上破拆房屋、切断火路、扒火道、防止火势蔓延扩大等任务。

清朝的机桶（火龙）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救火器具，也是消防车的雏形。至清朝光绪年间，消防器材装备发展为用人力扛拉的木制抬龙，以及吊桶、铜锣、大纛旗和各小旗（大、小旗均用蓝底白字）、梯子（竹制）、警铃、挠钩、刀锯、斧凿、杠索、灯笼、号衣、号帽、防火背心等。

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在天津划分了租界，为防火灾，意大利军招募华人组织官办救火会，随后英租界也组织了天津志愿消防队。1902年，袁世凯在天津成立南段巡警总局后，救火会便交由该局监管，改称南段巡警总局消防队。这便是我国第一支消防警察队。翌年，北京也组建了消防警察队，随后南京、广州、长沙等地相继建立消防队。这些消防队初建时均由当地警察厅、局直接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