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作品《原子的丽达》

王德彦

经常有人用“梦中的画与画中的梦”来描述达利的作品，仿佛达利画的就是他的梦境。其实，不是这样的。达利的老乡，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两位大学教授埃利纳·冈蒂奥拉(Elena Guardiola)和约瑟厄·贝诺斯（Josep-E.Banos）指出：“达利(1904-1989)对科学极感兴趣。1930年代,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双重影像与幻觉; 1940年代他转向了普朗克的量子论，并于1945年后开始了他的核物理或原子物理时期和核神秘主义时期；在1955 至 1978年这段时间,他的作品深深地受到遗传学，特别是DNA及其结构的影响。”如果我们把达利的创作分成几个阶段的话，那么达利艺术创作的多数时间都是与相对论、量子论、核物理学和分子生物学等科学理论有关。只有第一个阶段，即早期30年代的“双重影像与幻觉”阶段，似乎是受弗洛伊德的影响，而这只是达利一生所创作的作品的一小部分。就他早期的这部分作品而言，也深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影响，如盖文·帕金森（Gavin Parkinson）就认为：“虽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1920年代很快地就变成了安德烈·布列东的枝节问题，但相对论还是于1929年被引入了达利的超现实主义的、相对论和心理学的杂合的壮观作品中”。

1905年，爱因斯坦创立了相对论，而达利就出生于相对论诞生的前一年，仿佛上帝刻意安排达利与相对论的相遇。1931年达利创作了他那最著名的作品《永恒的记忆》。可以说，作品中的软表就是相对论时空的一个象征。这个象征是达利对于我们曾经固守的宇宙秩序观的崩溃所作的超现实主义沉思，是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艺术表达。在达利看来，机械的，生硬的、坚固的物体是他的天敌。时钟要么是软的，要么就根本不存在。达利在“神秘主义宣言”里讲道：“既然相对论用以太废黜了这个宇宙的基础，使时间回到了已由赫拉克利特说过的——‘时间是一个儿童’——相对位置上，并且达利在画他的著名‘软表’时也描述了这个时间位置。”这里的“时间是一个儿童”就是意指时间的不确定性。后来他又创作了许多与时间有关的作品，如青铜雕塑《记忆的持续》、《马鞍与时间》等都试图在表明时间的相对性，时间是可以改变的。达利的作品告诉我们，时间不只是表现于时钟的刻度上，还取决于人们观察它时的感受。达利在检验人们如何观察时间和速度。在达利的观念中，时间是在空间中流动的，时间的本质是它的实体柔韧化和时空的不可分割性。相对论是达利的艺术创作的制胜法宝，它使达利摆脱了任何形式和内容的限制与束缚，大胆地去表达和揭示时间的不确定性。达利对空间上的相对性也作了艺术表达，如《不可知论的象征》就是经典的“黎曼空间”。在“双重影像”时期他创作了《面部幻影和海滩水果盘》、《偏执狂的面孔》、《达利幻觉中的林肯》、《那喀索斯的变形》、《三个爆炸的斯芬克斯》、《威廉·退尔》、《毕加索的肖像》、《十字架上的圣约翰基督》等众多作品。牛津大学艺术史系的马丁·凯姆就认为，在达利的《十字架上的圣约翰基督》中，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形象是对超验的或四维的空间的探索。对于这幅作品，普通人喜欢的也许是画面的宗教色彩，但画面真实表达的却是四维时空，已经成为达利所创作的科学与宗教相结合的经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