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窑青瓷·谷仓 上虞博物馆藏 高43.5cm 底径15.4cm

越窑的繁荣

如果说，三国西晋是上虞越窑的第一个发展高峰的话，那么，三国西晋上虞越窑窑场的数量从东汉时期的60多处猛增到三国西晋时的140余处，且制作工艺精进，盖有多重因素：一是江南地区相对稳定的政局，使人口增加，农业发展，这为上虞越窑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有吴之务农重谷，始于此焉”。而依海傍湖的会稽一带，农业生产更是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二是厚葬风的盛行，扩大了越窑青瓷的销路。汉代，民间厚葬风盛行，“送终之制，竟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到三国西晋，厚葬之风依然盛行。三是孙吴时期，会稽一带运河的开凿，对外交往的频繁，也为越窑青瓷外销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绍兴市志》大事记“三国·吴”部分记载：大帝黄龙二年（230年），“吴国将军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自章安出发，浮海求夷洲（今台湾地区）及亶洲。”又载：大帝赤乌八年，“吴开破岗渎，凿通从句容以南向东至云阴（今江苏丹阳）河道，会稽运河航路可直通吴大城（今苏州）、建邺（今南京）”。在西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会稽内史贺循主持疏凿自郡城西郭至萧山的西兴运河。运河的开凿疏浚，对外交往的频繁，也为越窑青瓷的外销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四是佛教的流行，也促进了越窑青瓷的繁荣。汉代，佛教从海路传入东南沿海地区，使这一带的民俗发生了显着变化，表现在丧葬方面，则是将大量的佛教象征物埋入墓内。东汉时有覆钵式窣堵波模型和堆塑罐两种。到孙吴晚期，谷仓上的胡人和象征天地万物的各类动物装饰比以前更为繁密。佛教文化的盛行，使得这种佛教的象征物需求旺盛，这一方面促进了制瓷工艺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扩大了与佛教有关的越窑青瓷产品的需求量，推动了越窑青瓷的繁荣。此外，东汉上虞制瓷业取得的卓越成就，三国西晋时地主经济的繁荣，这些因素也都促使当时上虞的瓷业生产进一步发展，上虞越窑由此步入了制瓷史上的繁荣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