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为人物画之经典，目前考证是出自宋摹高手，造型古拙而具当时精细巧艺之神彩。洛神本人的美女造型自是魏晋时期的特征，車驾、神兽、鸾马、旌旄、深涧、坡岸、树木、细草……都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与同时代稍后隋展子虔《游春图》的山水人物关系比例和表现手法非常接近而精美过之。尤其是魏晋时期山水画初兴时“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构图特征，通过摹本一丝不苟地忠实描摹，被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这是古代中国画史中第一个以文学作品为底本进行主题创作的记录。《洛神赋》出自文学家曹植之手，为名家名篇，它是先在的，本身与绘画史无关。画家把它引入自己的创作，既不能学明清水墨逸笔草草遣兴抒情不得要领，又不能像汉人画像石中述孔子老子周公故事必须非常忠实于历史。《洛神赋》出于曹植的虚构与想象，本无其事，取为题材也是显示文学家的才情而已，与历史事实并无关涉。而顾恺之取之为画，必须吃透原意、反复比较、认真表现之。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主题性创作”。历来多见的《竹林七贤图》《兰亭修禊图》《西园雅集图》《虎溪三笑图》都属此类，在中国绘画史中向来不重写实的传统制约下，它们的偶尔出现，是弥足珍贵的。它不是工匠画，更不是文人画，可惜这卷故宫藏《洛神赋》是宋摹本，若是顾恺之原迹，那该创造多少个第一纪录啊？

王献之小楷《洛神赋》又称《玉版十三行》，共250字，字字精工妙不可言。而它的墨迹，据说在唐代即已经出现：是唐摹本硬黄响搨形式如《兰亭序》《万岁通天帖》然。据记载，王献之《洛神赋》不止数本，皆是当时作为新体的楷书用笔与体式。其中一件有柳公权跋：“子敬好写《洛神赋》，人间合有数本，此其一焉”。其后则称柳跋本，以见出唐代流传。董其昌有跋云见于项元汴家，足证在明代还流传有绪。唐以后的记录是，在宋高宗绍兴年间又获《洛神赋》九行176字，还有书画学博士米友仁作跋；宋末权相贾似道又得四行74字，但与高宗米跋九行不衔接，贾氏只得分两段装成一卷，前有宋高宗内府“绍兴”鉴藏印，后则钤贾氏收藏印“悦生”“长”鉴印。虽有言之凿凿的记载，但所述的唐摹墨迹本都失传了。

摹本失传，只得求诸刻本，目下最早的记录，是北宋哲宗元祐间发起编辑摹刻为《秘阁续帖》，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刻成。其中刻入《洛神赋十三行》。细细核对，这并不是前述的柳跋本而是另一墨迹勾摹本。柳跋本则在宋代《越州石氏帖》中刻入，保存了珍贵的王献之《洛神赋》的不同摹本样貌。至于玉版十三行之“玉版”则自南宋贾似道以于阗碧玉刻十三行以来，明代万历间从杭州葛岭掘地得之（又有疏浚西湖得之湖底一说）公之于世，士大夫人以得拓本一纸为贵。康熙中入京城，旋入内府，即拓本亦不易得矣！咸丰时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遭劫，又流散民间；经安徽，到上海朵云轩收购，再到北京文物公司，初皆疑为后世翻刻，廉价收入而已，乃于1981年凭借北京文物公司慧眼，遂以18000元巨款收得“玉版”，转交首都博物馆收藏。

王献之时代，书法还是实用的书写行为，无论是大王手札尺牍如《孔侍中帖》《丧乱帖》《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以及陆机《平复帖》王珣《伯远帖》王献之《鸭头丸帖》诸帖，还是作为文稿的《兰亭序》，都不脱通信往来问候起居报事记述的实用文字功能，像王献之《洛神赋》这样非实用的、纯以书写前贤文学名篇的“纯艺术行为”，在今天是人人为之的寻常举止，在魏晋当时却是前无古人的创新之举。虽然现在博物馆里只存拓本和玉版原石而无书法原迹，但它与前述顾恺之《洛神赋》的依据文学作品而专题绘画创作的“创纪录”行为的价值一样，都是史无前例的唯一历史记载，是无可取代的。它们都代表了中国书画艺术最初以“主题性创作”去靠近古典诗文、不满足于书画限于作为匠人职人技艺而希望使它更具有文学（文化）品格的一种新的发展方向。实践证明，一千五百年后，它已经成为中国书画的主流方向。

扑朔迷离的玉版，究竟是见于吾杭葛岭山石荫翳台阶掩映之间？还是得自于西湖湖底篙柱划撑之际？有缘的杭州人，是否应该去接地气作寻踪之旅，或者泛舟湖上作翰墨旖旎之想？

来源：杭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