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生存需要”

陈丹青就读美院的同期，“英语热”在社会上迅速升温。1982年陈丹青出国前，“英语角”是北上广等大都市的公园一景：“天天有一大群人围着一个英语好的老先生，成天对口语，风雨无阻。不过对我完全没有影响，我已考上研究生，一心只想画画。”

两年后，27岁的陈丹青完成《西藏组画》，震动美术界和文艺界。留校任教一年后，他自费去纽约留学。但“英语”仍未成为他的焦虑，只在出国前半年靠当时流行的大众教材《英语900句》，突击学习会话。”

到纽约后，陈丹青在唐人街一家华人开办的英语学校上过半年课，“上得很不认真”。他说：“我不是个好学生。但我在语言上不是特别笨，一两年内就能对付口语，四五年后，大概单独讲演半个钟头也可以，再后来，能和当地艺术家谈些带点专业用语的对话，但单词很少。我的问题是听和写、讲，今天也还可以，大约相当美国初中生水准吧。”

作为“文革”后第一批走出国门的寻梦者，他自认幸运：一到纽约，就有美国画廊老板找他签约。这家叫瓦里芬德利的画廊位于曼哈顿五十七街，陈丹青成为第一个和画廊合作的中国人。

几年后，由于厌倦重复西藏主题，陈丹青不再走画廊路线。他说，英语不佳，从未成为在纽约的困境，因为整个艺术界只看作品，从不计较作者的英语。英语的重要性主要针对两种人，一是必须在美国上学深造，一是必须在美国公司上班谋生。“我是自由职业者，从未遭遇语言问题的障碍。”

“到国外，英语不是学习问题，不是考试问题，而是生存问题。你要接电话，要购物，要交税，要去各种机构办事，你非得会说英文。在美国呆久了，大部分受过普通教育的人，生活会话都不错。但我不会说这是学习英语的结果，而是切切实实的生存的需要。”

1988年，陈丹青的夫人和女儿来美团聚。之前，他担心孩子如何入学，结果美国入学规矩简单到“只需要一个信封”，证明你是学校附近的常住居民，任何族裔的孩子立马可以上学。语言问题怎么办?“我女儿来时8岁半，读到小学三年级，能写几百字的中文作文。但半年后她就忘了中文，天天看美国电视，和任何美国人交谈，很快就变成美国孩子了。”

此后，陈丹青就以女儿的经历劝那些移民美国的家长，他们“半年后根本不用操心孩子的英语水平这事，每个孩子满嘴英语，非常快”。在美国18年，陈丹青目击移民美国的各国孩子越来越多，美国为了这些孩子，包括大量非法移民，不断扩建中小学：“我都不知道美国师资怎么跟得上，在美国，上学是天赋人权，哪家家长不送孩子上学，是犯法的。”

至今，陈丹青坦承“从未融入美国社会”——他说，他连中国社会也未“融入”——他读中文《世界日报》，读中文书，听木心先生讲世界文学史。“我连中文都没学过、没学好，所以从未焦虑自己英文不好。”毕竟，艺术超越语言，他表达自己，并不深受英文的困扰。他认为，一定程度的英语会话足够与人沟通，交友，甚至深谈：“人与人的交流，人表达观点情感，还看你的语言能力，而不一定是外语能力。‘语言天分’和‘外语程度’是两回事，许多精通外语的人，说话木讷笨拙，更说不出有趣的、有深度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