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叶题诗图》

  就在他年轻的艺术热情刚刚闪光之后，不久即步入了坎坷的人生。“文革”以来的所经所历，诸多变故、挫折和打击，使他长时间在画坛销声匿迹，他所蒙受的内心痛苦难以口诉。然而他追求艺术的信念却始终没有中断。逆境中，他凭着坚毅顽强的性格，不断抗争，不断求索，以至他对艺术的领悟，凡经几变，通过形式手法上的脱化，他的大写意古装人物画终于走向成熟，出现了与此前截然迥异的巨变，呈现出一种从容大度、浑朴凝厚而内含潇洒之气的高古风格。

  这种风格的变易完成，当然离不开他在逆境中的遭遇，离不开他经历逆境而提升的宽博的同情意识，以及那悲天悯地的仁爱之心。陈冬至对学生、同志总是付出仁爱之心或予以帮助提携。天津美院教授何家英谈到陈冬至，总是以无比尊敬和感激之情诉说着其对他的关爱，如何千方百计举荐他留校。还有李孝萱，天津美院毕业后被分派到塘沽，生活工作极不如意几乎改行，陈冬至和白庚延两位先生想方设法调他回天津美院任教，现事业有成，享誉全国。古人常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其实画人物者，同样也可以饱含一颗仁智之心，陈冬至即是一例。

  陈冬至目前的古装人物写意风格，是从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我们对照其上世纪60年代早期的作品，差异之大，令人吃惊。风格上的前后差别，正反映着画家认识上的前后差别，这不仅是由于改革开放以后，画家摆脱了政治服务的框框约束，拥有自由宽松的创作环境，更重要的是陈冬至数十年中对中国艺术之精神，以及哲学、诗词、古文、史学广为探索，获得了极深的体悟。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所创作的线描作品《镜花缘》、《黄头郎》、《离骚》等，即是这种认识体悟的初期成果。这时他已摒弃了上世纪60年代只注重素描明暗关系的做法，而专注于线条笔法的表现，并通过笔线探索中国人物画的高古品格渊源。同时他研究汉隶、汉简、章草等书法，从中摄取具有永恒审美意义的“古意”因素。到上世纪90年代，他终于拓展出一种淳厚苍浑、古趣盎然而又散发着当代意趣的大写意古装人物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