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卖会中的齐白石信札

二八车→电动车  报兜瘪了 快递工作更辛苦

年轻时的宁建最骄傲的就是自己这份工作，而最自豪的就是骑着二八车出去送信，尽管每天他要来回骑行40多里的路。“20多岁，我穿着北京邮政的制服，骑着绿车，进出机关大院到哪儿都畅通无阻。”宁建回忆说，“那时候有一个二八车可了不得，买的话得花好几百，可是邮递员单位给配车，车在我们那会儿就跟战士手里的枪似的，擦得锃亮，骑着倍儿美。”

在宁建的记忆里，那时候出去投递的报兜子都要被信件撑爆了。而如今，报兜越来越瘪，快递包裹却越来越多，二八车也换成了电动车。“现在基本是保险、交通违章单、广告，账单等信件，邮递员的工作量没减少，反而因为快递包裹多了比以前更累。”

热情→冷漠  吆喝没了 送件必须到门口

“张三、李四、二零三、四零六”，用宁建的话说，那时候骑车到楼下一声吆喝所有人都跑下来接信。“有的人都不用吆喝，算着每天这个点你该来了，就已经在楼下等你了。”

在宁建的记忆中，有一件事一直记忆犹新。德胜门外有一个姓陆的老大娘，大闺女在外地插队，快过年了，老人盼着孩子来一封平安信，就天天在街上等我。“老大娘找了我好几回，问闺女的信来没来，几天后的早上我发现老大娘闺女来信了，第一时间就送过去了”，宁建说，“那天老大娘早就在街上等我了。”

然而，随着书信文化的没落，宁建也发现老百姓中的人情味越来越少。“那时候送信有激情有温度，现在送信却感觉冷冰冰的。”宁建说，“以前即便是挂号信，一句吆喝都跑下来抢，现在送挂号信，吆喝也没人听得见，而且必须送到家门口，那种老楼，没有电梯，我们的邮递员说让爬就得往上爬。”

从收藏变化看到信札价值

在张丁眼中，整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信札收藏分为三个时期：90年代前拍卖公司还没兴起的地摊时代、21世纪前后十几年的拍卖时代、2010年至今的火爆时代。

收藏估价 看准五要素

1：笔者名气

2：毛笔字或钢笔字（毛笔贵）

3：笔者书法程度

4：内容是否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关

5：保存是否完整（既带信封邮票）

80年代末90年代初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还没有拍卖公司之前，就有一部分人把书札作为书画的一部分收藏，那时的书信还属书画、小品范畴。张丁告诉记者，当时的市场来源主要在古董书店、邮票市场、还有民间自发形成的跳蚤市场，如北京的潘家园、什刹海、双龙、月坛、亮马桥等地都会出现。

　　能够意识到信札手稿收藏价值的人不多，涉足者少，价格不高。偶有拍卖，关注者也不多。张丁回忆说：“比如1994年北京翰海秋拍中有一册15通的徐悲鸿行书信札，估价约10万元，每通信平均6000多元，但是流拍了。这一时期也常有成批的有研究价值的信札手稿被抛到市场上，价格更低，如同废品。”

1995—2010

1993年内地第一家文物艺术品拍卖公司中国嘉德诞生，信札被纳入拍卖品行列。2004年春拍，徐悲鸿写给好友郭有守的两封信只有两页，估价6万元—8万元，结果以23.1万元成交。2009年春拍，陈独秀等致胡适的13通27页信札成交价达到544.4万元，震惊收藏界。西泠拍卖在2009年秋拍创造了100%的成交率。胡适《尝试集第二集手稿》212.8万元，当时创了近现代名人单件稿本最高纪录。

然而在张丁的眼中，上世纪90年代一直到新世纪之前书信市场没有太大的变动，原因是智能手机还未普及，书信的稀有性仍一般。“但是在进入新世纪的十年，拍卖市场掀起一个又一个高潮，兴起了新一轮收藏热，信札手稿的收藏热度也随之不断上升，收藏人群也逐渐扩大。

2010—今

2010年后，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各大社交软件的火爆，书信的稀有性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几百万级的成交“蜂拥而来”。

以2011年为例，北京保利2011年春拍，荟萃孙文、谭延  、李烈钧、胡汉民等众多国民党元老手迹的《先忧后乐》册页以345万元成交；另一件以孙中山《天下为公》领衔的民国要员墨迹册页276万元成交；蒋中正致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一批信札从18万元起拍，最终成交414万元。到了秋拍，李鸿章致李瀚章书札册149.5万元成交；同治、光绪年间陈介祺致吴云书札册25万起拍，218.5万元成交；一批周作人著作手稿均高价成交，其中《秉烛后谈》手稿100万元起拍，345万元成交；《药堂杂文》手稿80万起拍，230万元成交。西泠拍卖在秋拍中推出了郭沫若致日本文求堂的书简230封，最终以2415万元高价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