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铜镜起源之争

中国铜镜起源研究始自20世纪初。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数千件珍贵的青铜礼器里，发现4面纹饰铜镜，考古学家高去寻先生据此提出中国铜镜起源于本土的观点，被广泛接受。1984年，林沄教授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商末这些铜镜并非中原的传统器物，而是由中国的北方系青铜器分布区传到了中原。

中原地区属于夏商的铜镜极为罕见，包括妇好随葬的4面，也才只有7面。这7面铜镜，1件出自宫殿建筑，6件出自王室陵墓，显然都属于贵族用器。相比之下，中原地区夏商时代的遗址和墓葬何止数千处，出土的铜器，特别是商代遗址和墓葬，何止数千计，铜镜却寥寥无几。西周时期的遗址和墓葬又何止数千处，出土的铜器何止千件、万件，但只在十多处墓地偶然发现过铜镜。到东周时期，中原地区铜镜的发现才始有增加，但数量依然很少。到春秋时期，首先从南方楚国之地开始，铜镜渐渐多了起来，才成为照面饰容的主要器皿，战国以后开始普及。

殷墟妇好墓随葬铜镜

1974—1975年，甘肃广河齐家坪齐家文化墓地M41出土一面铜镜，镜面素地无纹，扁平，背中央有桥形钮，一次范模浇铸成型，钮部有锻饰痕迹。这面铜镜出土后，一直被誉为“中华第一镜”。1977年，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尕马台墓地，发现了一面纹饰铜镜。齐家坪和尕马台发现的这两枚铜镜，改变了学术界铜镜起源研究者的态度。多数研究铜镜的学者据此认为，西北的甘青地区才是中国早期铜镜的起源地。

中国早期铜镜源于西域说哈密市天山北路墓地出土千件以上的铜器中，最多的是铜牌饰；种类繁多的牌饰中，最多的是圆形牌饰；圆形牌饰中，直径大一些的称为铜镜或镜形饰。初步统计，天山北路墓地出土了100多面铜镜。1990年初，我端详着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铜镜和镜形饰，开始怀疑齐家文化的那两面铜镜，是否真的就是东方铜镜之祖。

齐家文化前后存在有数百年，发掘的墓葬和遗址数以百处，出土铜器百件有余，上百件铜器里只偶见有两面铜镜；齐家文化之后，铜镜在西北依旧罕见，找不到铜镜从初始到流行起来的任何线索。齐家人不像是铜镜的初始发明者，也不像是铜镜文化的传播者。张忠培先生对齐家文化的分期中，齐家文化的这两面铜镜，年代大体推断在公元前二千纪前半叶的后段，不会早于天山北路墓地的上限。有了这样的想法，1993年，我提出了中原早期铜镜是由古代西域传入的假说。

中原早期铜镜源于西域的假说发表后，宋新潮、李水城、刘一曼和孔祥星等先生都纷纷撰文，提出质疑。回想起来，这次关于铜镜的小小的学术之争，算得上是青铜之路研究史上略具异彩的一朵浪花。一次学术会议上，与梅建军博士坐在一起聊天，他中肯地谈到这次小的学术争论：如果考虑到中亚西部和西亚更早的铜镜，将新疆早期铜镜当成铜镜因素东传的“驿站”，可能更客观些，更有说服力。实际上，对西方早期铜镜出土和研究的状态我一直留意着。西亚的两河流域，确实很早就有了石面镜，还有被称为铜镜的铜面圆形饰，但数量毕竟很少。库兹米娜说，那种带有短柄的铜镜，在土库曼斯坦南部和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那的纳马兹加文化遗存中发现过，在苏萨、希萨尔、锡亚尔克、蒙迪加克这些著名的遗址也都有发现。圆形镜面的边缘多带有孔环的铜镜，公元前三千纪晚期，被中亚游牧的扎曼-巴巴文化人群所使用。很可能是扎曼-巴巴文化人群将这类带短柄和挂环的铜镜，传播到新疆。带柄镜，后来在西方成了气候，成为西方铜镜系统的代表。纵观数千公里的青铜之路，只有在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圆形铜镜才成为青铜器群里的重要成员，因此，将西亚更早的偶见圆形直板铜镜，当成是哈密天山北路墓地突然间频繁成批出土铜镜的祖根，中间缺少链接。总的看来，铜镜家族迁徙的历史走出的路径，大体如此：哈密天山北路墓地的圆形牌饰，大小有序，小的圆形牌饰或者铜泡更为常见，它们的边缘多铸小孔，当是衣物或器物上的缀饰，有的可能和其他青铜挂饰连缀悬挂；后来，有的圆形铜牌饰直径越做越大，变成了铜镜；再后来，人们在圆形牌饰的背部边缘，铸出尖方唇的框沿，又在它的背面铸出几何纹样，背部中央再加铸上小钮，以便穿绳悬挂。一枚典型的铜镜，就这样面世了。正是偏居哈密一隅的林雅人，给中国最原始的铜镜定了型，并赋予铜镜以超自然的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