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北路墓地出土人面太阳纹铜镜

铜镜流传到了中原

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那几面纹饰镜，纹饰多为铸出的多圈同心圆。熟悉新疆史前考古材料的学者，自然会将这多圈同心圆与罗布泊孔雀河古墓沟墓地的“太阳墓地”联系起来。所谓太阳墓地，其部分墓葬地表用木桩栽成同心圆圈，被认为是太阳祭祀的宏伟建构，因而得名。而铜镜背部同心圆的线圈间填以密集的短线，正好与之结构类同。后来，铜镜传到西北甘青地区，其背面的纹饰在同心圆圈纹基础上，又发展出叶脉纹、盘蛇纹、角星纹等，构成了早期西北纹饰铜镜特殊的构图样式。安阳殷墟妇好墓的4件铜镜均为纹饰镜，其中2面为叶脉纹、1面为同心圆短线纹、1面为盘蛇纹。一目了然，它们都属于早期西北铜镜装饰风格。特别是那面

同心圆加短线纹的铜镜，镜体与纹样，同哈密林雅人使用的同类装饰风格的铜镜别无二致，甚至像是同一工匠所制。

安阳殷墟妇好墓里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西北地区才有的纹饰铜镜？回想距今3000多年前，商王朝一统天下，但西北边地断续战乱，商王派兵以武力相加，征讨队伍不绝于途。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爱妾，也是位征战沙场的女戎，数次领兵东伐诸夷，西伐诸戎，威名显赫。西伐的结果，是西部边陲民族不断来贡。殷墟大量玉器的玉料，经鉴定多是来自昆仑于阗的玉矿，证实当时存在一条由西域到中原的玉石之路。西部的某些方国向中原王朝供奉和田玉料时，特地把几面铜镜作为镇国之宝，献于了妇好，传递的是商王朝与西域酋邦和睦往来的历史佳话。据说后来周穆王曾驾车西游，与西王母瑶池之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铜镜之约：西王母将几面大铜镜作为临别时的信物，馈赠周王，以约周邦之好。

铜镜“原型”之谜

当年哈密的林雅人从各类圆形青铜牌饰中，独立分出来的这类特殊的铜镜，初始并非出于简单的照面饰容需要：这涉及中国早期铜镜的原初功能和原形问题。

中国早期铜镜的原初功能和原形问题，有多位学者曾考察过。梁上椿先生认为，中国古镜由“鉴”而来。古人始以自然界的静水映照，渐改用盆式的铜鉴、陶鉴盛水照面，后来偶然发现磨光的无水铜鉴底面也能映照人像，遂演变出为铜镜。岳慎礼先生认为，鉴由阳燧而来，阳燧早于铜镜。高去寻先生依据殷墟出有铜镜的同时还随葬凸面铜泡，怀疑镜是由圆形铜泡而来。何堂坤先生认为“镜既非源于鉴和阳燧，亦非仅仅源于铜泡”。总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实际上，中国铜镜的出现没有那么复杂。从早期铜镜发现最为集中的哈密天山北路墓地看，青铜装饰品中以各种各样的牌饰为大宗，数以百计，主要分为方形和圆形两类。圆形牌饰中直径较大者被当成了镜形饰，或直接称为铜镜。也就是说，铜镜只是圆形铜牌饰的一种规范的定型而已。

早期阶段，铜镜作为圆形牌饰中较大的一类，常常与其他牌饰混杂在一起。在哈密天山北路墓地，经常看到一座墓中常有数件铜镜和圆形牌饰的例证。2014年7月23号，我又来到青海考古所的陈列室，观摩青海湟源县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一座墓葬的模型。死者是一位成年男性，身上布满了以青铜为主的装饰：脖颈围着用贝壳、铜管等串成的多圈项饰；上身的左侧有一把管銎的战斧；周身布满了圆形牌饰，具钮或平板，平面或凹或凸。那些面平具钮者，称其为铜镜，面微凹或微凸者称为圆形铜泡。数十件圆形铜泡，包括镜形饰件，大大小小绕身一周。圆形的铜饰间，再配以铜铃和其他小的青铜装饰。这是一座典型的早期萨满墓。中国早期铜镜的出土，也常常是一墓多镜：安阳殷墟发现有６面商末铜镜，其中４面出自妇好墓；内蒙古南山根发现的11面铜镜，均出自商初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两座特殊石椁墓中；辽宁沈阳郑家洼子发现的战国前后的一座墓葬，随葬５面铜镜。一墓里多面铜镜，早已超出墓主人生前照面饰容等日常生活之需，背后一定有着更为复杂的故事，它最初的“身份”很可能是萨满巫师的神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