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

从艺专毕业之后，我的治艺生涯就更加困难了。我不仅要为自己的五口之家奔波，而且还得时刻提防着特务的跟踪。当时我的“画案”只是一个不足两平方尺的藤编圆形旧茶几。这段时间在生活上是我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可我仍然没有间断作画。

解放初期我曾担任过一段党务和行政工作，书画创作几乎中断，1952年被调到天津师范学院担任教学和行政工作，作画的时间也不可多得。直到1955年开始设立花鸟、山水课，由于教学和备课，我才可以画国画了。由于我以超常的学习精神钻研久已荒疏了的书画专业，竟被指责为“单纯业务观点”，以后不断升级，在十年动乱中更是在劫难逃，又被加上“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等一大摞帽子。在“牛棚”里，我积习难改，曾偷偷研究美术字、刻过图章、在旧报纸上练速写……从“牛棚”放出来后，我在家里挂了个大窗帘，重操我的“旧业”。到1974年，我画出了第一本花鸟画谱——《孔雀》，由天津一家印染厂印出。不久赶上了“批林批孔”，又挨了批判。老伴问我画孔雀与这有什么关系?我苦笑说：“孔雀也姓孔，还能不批!”我回想了一下，自1958年“大跃进”之后，凡有运动我都是被批判的对象，也算是“老运动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