珂勒惠支，《暴乱，Plate 5》，1893-7。蚀版画。 图片：?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courtesy Ikon Gallery

对于杜塞尔多夫艺术家、2017年柏林艺术学院珂勒惠支奖得主Katharina Sieverding来说，珂勒惠支作品的最大特征就是充满感情。“珂勒惠支关注社会与政治问题，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发挥作用，“Sieverding说。“影响其他人的效果在这里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在她的生活和工作，自我决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Sieverding看来，珂勒惠支在当代艺术圈鲜少被提及的重要原因是大家关注的是她的个人生平而不是作品。

实际上，这似乎显示了某些艺术家最好要回避的问题。据珂勒惠支传记（Bertelsmann，2015）的作者Yury与Sonya Winterberg介绍，“No more war，no more Kollwitz！“（不要战争，不要珂勒惠支！）的口号多年以来一直出现在德国的艺术学院当中。很明显，（珂勒惠支）对于无产阶级惨痛处境的同情与情感联系与许多德国艺术家们嘲讽、享乐主义的自我定位格格不入（特别是从马丁·基彭伯格开始）。

实际上，基彭伯格1984年创作的一个系列绘画作品（1990年代再次出现）呈现出的就是这种态度：这些名为《Krieg b?se》（淘气战争）的作品，呈现的是各种圣诞老人与被涂抹的战舰在一起的主题。他也许是在拿安塞尔·基弗的风格开涮，但是也很可能在以珂勒惠支著名的反战海报当靶子。

1980年代中期，游击队女郎小组用珂勒惠支的名字为其中的一个成员命名，以表达自己对她的崇敬。（虽然这个团体的成员在面对媒体的时候保持匿名，但是他们会使用“代号“来相互区分。她们选择的都是具有影响力的女性艺术家，比如弗里达·卡洛、艾娃·赫斯、Paula Modersohn-Becker、Gertrude Stein、或者乔治亚·欧姬芙）。

当下，作为抗议和抵抗形式出现的艺术家身份受到了长久未曾出现过的关注，但奇怪的是到目前为止珂勒惠支一直在这种关注和议论中缺席。与Corita Kent （1918–1986）、Alice Neel （1900–1984）或者与珂勒惠支同时代的美国画家Florine Stettheimer（1871–1944）这些充满激进政治思想的艺术家不同，艺术圈常见的对不知名人物的再发掘、再认识、重新评价似乎对珂勒惠支都是免疫的。

问题的关键也许是，先决条件应该是不知名。就像柏林的策展人Hans-Jürgen Hafner对artnet新闻所说的，珂勒惠支的作品“不可能再被有效地重新拉回主流视线。“因为珂勒惠支的名字一直出现在德国各地的学校、大街、广场上，她的形象出现在邮票上，作品被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收藏。因此，她从来没有被真正忘记过。在她150周年冥诞那一天，谷歌的德国网页甚至专门用一个涂鸦向她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