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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作为中央大学艺术系的教师， 你在国民政府艺术政策的推动下，带着学生周游全国写生，画长城、画泰山、画华山栈道、画苦力。作为一个女西画家，你被报刊塑造成一个现代美术教育和政府留学政策的成功案例。然而作为一个女教师，你的薪水比男同事低不止一半。1937年，你主动放弃了体制，返回艺术之都巴黎，追寻你认定的艺术自由，一种在你看来不受国家艺术政策的控制，不受派系之争影响的自由，一种极为个人的自由。我想，你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出走意味着你将失去现有的艺术共同体，以及你的历史相关性，你未来的实践必然要落入西方评判者的凝视，甚至是无视。正是从这个时候，你开始反复描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