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旧图 齐白石 无年款 北京画院藏

在《白石老人自述》中，对于徐悲鸿的“三请”，只字未提。但在20世纪30年代初，齐白石曾以叹惋和怀念之情作《杖藜扶梦访徐熙》，寄赠徐悲鸿：“草庐三请不容辞，何况雕虫老画师。深信人间神鬼力，白皮松外暗风吹。戊辰秋，徐君悲鸿为旧京艺术院长，欲聘余为教授，三过借山馆，余始应其请。徐君考试诸生，其画题曰‘白皮松’。考试毕，商余以定甲乙，余所论取，徐君从之。一朝不见令人思，重聚陶然未有期。海上风清明月满，杖藜扶梦访徐熙。徐君辞燕时余问南归何处，答曰：月缺在南京，月满在上海。作画寄赠徐君悲鸿，并题二绝句，犹有余兴，再作此幅。借山吟馆主者。”此外，徐悲鸿自己也曾明确说过“曾三访齐白石，请教授中国画系”。齐良迟在《白石老人艺术生涯片断》一文中也曾转述齐白石的话说：“记得在我六十九岁时，徐院长亲自登门很多次，为我画了一幅油画像，那是一幅坐在椅子上的半身像，画得很了不起，像得很。……徐院长一定要聘我再去任教。咳！我是实在累得不得了，很想息息肩。以后他又来过多次。一再的请，很希望我能去。徐院长既然心诚如此，我就顾不得这大年纪，被他请了去。好在教大学，也不是第一次了。这次教完课，徐院长亲自送我到家。”“从这以后，我和徐悲鸿成了忘年之交。”齐良末也曾在文章中转述父亲的话：“徐先生真是有耐性的人哪，我两次没答应他，第三次他还是客客气气地来请，我平生爱脸面，不好再推辞，只好教教看。”

以上文献表明，在林风眠的“再三劝驾”之后，也确有徐悲鸿之“三请”（或者“多请”）。所以需要徐悲鸿再来“三请”，或者是因为齐白石已经辞职，或者是因为学校改制、换校长等原因而停聘、待重聘。因此，齐白石改称为“教授”，是因为艺专已提升为艺术学院，但这是因徐悲鸿的再次聘请才得以落实的。

二、忘年交

齐白石与徐悲鸿之间交往的资料，主要见于王震编著《徐悲鸿年谱长编》、蒋碧微著《我与悲鸿》、廖静文著《徐悲鸿一生》、北京画院等收藏保留的若干书信以及相关文章。从这些资料可知，他们是双层意义上的知己——人际关系上的知己和艺术追求上的知己。这里先谈第一个层面。

齐白石比徐悲鸿年长三十二岁。他们是真正的忘年交，情谊深厚。他们认识不久，徐悲鸿便回到南方，但二人“书信往返不绝”，“徐悲鸿的行径，有时可以从齐白石先生口中，获得一二”。徐悲鸿如果到北平，大多有书信提前告知齐白石，如“本月终想来平一行，但祈勿告人”，“年终鸿必来旧都”，“移居未竟，因迟数日之行，下星期一（十九日）必能启程”，“鸿下月必来平”等等。除了每到北平的拜访，徐悲鸿在北平的活动，包括朋友延请、画展等等，齐白石也大多到场，这对于深居简出、在北平画坛不常走动的齐白石来说，是相对难得的。

有某年徐悲鸿致齐白石函：“昨日汉怀先生送来画扇，生趣洋溢，拜谢之至。初汉怀先生精书此扇，既竟，必欲得尊画相配。因托迪生兄矫悲鸿名义奉求大作，一面致书于鸿告知其事。彼知吾二人雅谊，翁必见允也。讵翁书到后彭书方到，遂陷迪生以捏造之嫌。是友人善意，顿成罪戾也。今得杰作，惟鸿一人便宜而已。伏恳先生勿责难迪生。拜祷无量。敬请道安。悲鸿顿首。九月六日。”汉怀即彭汉怀（1876—1952），字斗漱，号斗漱居士、漱琴庵主，湖南湘阴人。能书画，尤以篆刻知名于时。迪生即吴迪生，为民国时期北京刻竹名家，他的名字在《徐悲鸿年谱长编》中曾多次出现过，如1935年2月初“在平与华北文学艺术界人士周作人、齐白石、王青芳、杨仲子、陈绵、刘运筹、吴迪生合影”，1935年2月9日“在齐白石先生家，赴吴迪生之午宴”，1935年2月10日“晚，乘平浦特快列车离平返宁。到站送行者，有蒋梦麟、杨仲子、熊佛西、刘运筹、孙雨珊、吴迪生、王青芳二十余人”等等。若不是深知齐徐二人关系的朋友，大概是万不敢假托名义骗画的；若不是假托徐悲鸿的名义，齐白石也不一定会上第三者的当。这种“捏造”之“罪戾”，既是友人间的善意，又正是“二人雅谊”之证明。

随着交往的加深，徐悲鸿成为齐白石非常信任的朋友，甚至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的“去留”这个大问题上，齐白石也信任并听从了徐悲鸿的劝告。据廖静文回忆：“当我们像往日一样，走进他那个安静的庭院时，却发现老人家正满面愁容地坐在画室里。见到我们，他连忙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衰老的脸上已失去了往常那种安宁、沉静的笑容。这时，我们才知道他也受到了恫吓。有人对他造谣说，共产党有一个黑名单，进北平后，要把这批有钱人都杀掉，名单中就有齐白石。于是，白石先生怀着深深的忧惧，正准备立即携带全家老小，离开北平。”对于一辈子“伤乱”的齐白石来说，“乱”是他最怕的事，因“乱”而背井离乡而思乡，以至于不能落叶归根，成为他一生最为纠结的情感，太太平平地过日子也就成为他最大的渴望，而他对付“乱”的办法主要就是逃离（除了在抗日战争那样的民族灾难中，他无处可逃，他选择了闭门不出，或者说他逃到了自己的家里）。在他的交往圈中，能打消他的恐惧和顾虑的，恐怕只有徐悲鸿。徐悲鸿率领北平艺专留下来的举动，应该在齐白石的心里起到了极大的稳定作用——“白石老人一向对悲鸿怀着最大的信任，他那双疑虑重重的眼睛里渐渐闪出了亮光，满布愁容的脸上展现出微笑。他毅然取消了香港之行，还殷勤地挽留我们吃了湖南风味的午餐。当我们起身告辞时，他又像往常那样，安详地拄着手杖，送我们到大门口。”去除一定成分的文学描述，文中所表现的齐白石对徐悲鸿的信任，还是比较可信的。

廖静文在回忆中还有：“有一天，齐白石先生满面愁容地由他的儿子搀着，眼睛里含着泪水，来到我们家。”说的是1950年，服侍齐白石七年之久的护士夏文姝负气离开，致使年届九十的齐白石情感上不舍，生活上也极为不便。一贯“协助处理齐白石的生活”的徐悲鸿，让廖静文设法找到夏文姝，劝其回心转意，夏不肯回来，他就几次登报招聘新的护士。这可以见出徐悲鸿夫妇介入齐白石家事之深，以及老年齐白石在心理上对他们的依赖。而对于有一定老年性疑虑心理特征的齐白石来说，能形成这样的依赖，靠的绝不是一般的交往，而是日久年深的熟识和情谊。

齐白石在北平艺专的位置、名誉、待遇等问题，也都有徐悲鸿为之做主，甚或抵挡“风雨”。解放初，齐白石在中央美院的待遇问题，是徐悲鸿特别关心的。他曾有信函谈到给齐白石“增薪”之事：“前呈文化部拟每月增白石先生月薪二百斤，已批来否？待批到，此约须由院中专人送去。告知齐先生，每月须交三尺条幅四件，请勿迁延。本年尚须补足，因吾已与文化部言明，我有责任也。悲鸿。”此信大约写于1949年，使用的还是“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信笺。1949年7月的教务会议上，学校开始讨论为教师增加月薪之事，当时因物价和流通货币的不稳定，月薪以小米斤数计。事实上，在华大三部并入北平艺专前后，学校人事变动很大，有人主张停聘教课较少的教员，显然包括齐白石。在人事上还有一定发言权的徐悲鸿，显然干预了此事，这封信就是很好的证明——徐悲鸿以齐白石每月交作品的变通方式，坚持聘请齐白石并保证他的薪水。这样做，是以他个人的名誉向政府担保的。对此，身为军管会代表的艾青在《忆白石老人》中也曾有所涉及：“听说白石老人是教授，每月到校一次，画一张画给学生看，作示范表演。有学生提出要把他的工资停掉。我说：‘这样的老画家，每月来一次画一张画，就是很大的贡献。日本人来，他没有饿死，国民党来，也没有饿死，共产党来，怎么能把他饿死呢？’何况美院院长徐悲鸿非常看重他，收藏了不少他的画，这样的提案当然不会采纳。”

三、收藏与推介

徐悲鸿对齐白石作品的收藏始于他们相识之时，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廖静文说：“白石先生每有佳作，必寄悲鸿，悲鸿便按白石先生的笔单，将稿酬寄去。那时，正是白石先生精力旺盛，创作最成熟的时期，悲鸿购藏他的佳作极多。”的确，在现存徐悲鸿给齐白石的信中，对此类事也多有提及，如“三两笔之虾蟹小鸡请多作几幅”，“倘有杰作，乞为留下”，“兹特汇奉大洋贰佰元，乞察收。前欠四十元又取六尺紫藤一幅及横幅荷花一幅，照润有余，即请翁再赐墨宝一些可以。鸿一星期后即出洋，半年方归。此半年中得意之作，均乞为我保留，鸿必不负翁之苦心”，“大横幅不妨再试（先写芦花鸡之类再向上画），倘得佳幅必不让诸他人。三尺小幅及册页及横幅”，“前承赐杰作多幅，感荷无极”等等。经过多年的购藏，齐作在徐悲鸿的收藏中数量是最多的。据曾任徐悲鸿纪念馆副馆长的郭味蕖说：“悲鸿先生一生中所收藏的白石老人的画就有一百件。这些作品又是件件精湛，坊间不可多见。其中如芭蕉、棕树、残荷、葫芦、玉蜀黍、扁豆、紫蝶、牵牛以及虾米、鱼蟹、小鸡、鼠蛙、草虫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精品。又有《白石墨妙册》二本，老人得意的花鸟草虫于册内表现无遗，那就更是绝品了。”此外，徐悲鸿的常用印如“荒谬绝伦”、“吞吐大荒”、“江南布衣”和一寸九分见方的大型名章“徐悲鸿”，也均出自齐白石之手。这种尽己所能的竭力收藏，除了深深的喜爱，对徐悲鸿来说，还有为他理想中的未来的国家美术馆积累有价值的藏品的责任，这是他自觉担当起来的社会责任，令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