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期间，部分藏品被迁移到附近的赫尔旁地铁车站

战争中大部分的男性馆员都被征召入伍，馆方大量雇用女性职员来弥补空缺。此外，还聘请一些有专门素养的教授与学者担任东方部和历史部门的部长，如历史学家C。 道奇森（Campbell Dodgson）、文学史家西德尼· 科尔文（Sidney Colvin）、诗人兼学者劳伦斯· 比尼恩等人。当时比尼恩为入伍而战死的11位博物馆馆员写了首悼念诗：

生存下来的人即使老了，

他们（为大战而死的人）也绝不会老。

年龄不会让他们疲劳，

岁月也不会处罚他们。

太阳西沉的时候，

或者每天早晨来临时，

我们应该会想起他们吧！

让这位诗人进入大英博物馆任职的是科尔文。因为看到比尼恩夫妻有三个女儿要抚养，生活穷困，科尔文便提拔他担任版画和素描部门的副部长。比尼恩上任后埋首研究日本美术。我在读了他的名著《英国美术及诗中的风景》而首次知道他的名字。他在战前曾经担任东京文理科大学（现在的筑波大学）的讲师。

2、战后的复活

战争一结束，大英博物馆就复活了。不止于此，战后由于捐赠者踊跃，博物馆的收藏品大幅增加。其中有史前时期的石器类25吨、燧石100件，阿瑟· 约翰· 埃文斯爵士的古代英国及凯尔特硬币，斯坦因爵士的敦煌收藏等。

斯坦因的收藏品中，最有价值的是好几千件的手抄本，以及好几百件描画在绢布、麻布和纸上的丝路文物。以往这些敦煌绘画几乎都没公开过，非常谨慎地保管在东方部的收藏库中。有次我经由格迪纳部长的导引参观，虽然我对中国古代美术完全不了解，但目睹那些质量冠于世界的收藏品，也知道价值非凡，当下瞠目结舌。根据D。 威尔逊所述，斯坦因于1904年、1913至1916年、1927至1928年三度探险；不只敦煌，他还从吐鲁番前往伊朗，加上1943年在阿富汗的喀布尔突然去世为止，总共探险4次，前后花了6年。

除了斯坦因之外，莱纳德· 伍莱爵士（Sir Charles Leonard Woolley）从1914年到1919年持续发掘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遗迹，在乌尔的王墓发现护具、武器、武具、马具和其他石制容器等，带回大量的出土文物给博物馆。参与发掘的不只是伍莱爵士，还有伊拉克政府、美国宾州大学等，三者平均分配工作。从乌尔的王墓发现的文物中，其他有名的还包括公元前2600年左右描绘国王飨宴的棋子和游戏盘等。

还有以“阿拉伯的劳伦斯”名号闻名的劳伦斯。他从小就对历史有兴趣，后来在牛津大学念考古学，从1910年到1914年为止，参加大英博物馆的调查探险队，参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等地的发掘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了扰乱敌国土耳其，劳伦斯策动阿拉伯民族的叛乱，援助其独立运动。

3、木乃伊的诅咒与泰坦尼克号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23年，大英博物馆的年度参观者超过100万人。加上霍华德· 卡特（Howard Carter）发掘出埃及第18代国王图坦卡蒙（Tutankhamen，公元前1370-前1352）的陵墓，引起英国社会很大回响，间接地也使得古代埃及相关展示室的参观者大幅增加。之后，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之外，大英博物馆的参观者人数逐年增加。在古代埃及展品之中，有一具于1889年收藏的木乃伊，传说放置那具木乃伊棺木的棺盖与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有神秘的关联。那具木乃伊被称为“阿蒙·拉”，放在博物馆的埃及木乃伊展示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