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 王献之 中秋帖 原大（27×11.9cm） 纸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初唐时情形发生变化。二王在书法上各有优劣。唐李嗣真《书后品》“其（羲之）飞白也，犹夫雾繫卷舒，烟空照灼，长剑耿介而倚天，劲矢超腾而无地，可谓飞白之仙也。”草书王羲之是仙。而后面说“子敬草书逸气过父”，他认为草书来说王献之超过王羲之：“如丹穴风舞，清泉龙跃，倏忽变化，莫知所自，或蹴海移山，翻涛簸岳。故谢安石谓公当胜右军，诚有害名教，亦非徒语耳。”

梁武帝、唐太宗是晋唐时代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帝王，他们对“二王”有近乎相同的看法。梁武帝《古今书人优劣评》说：“王羲之书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唐太宗说得更绝对，他以一个帝王之尊为王羲之做传论，空前绝后。《王羲之传论》云：“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惟王逸少乎！”唐太宗一锤定音：王羲之是尽善尽美，是真正的书圣。

他们对王献之如何评价？这些评价引起后世对王献之的忽视。梁武帝《古今书人优劣评》：“王献之绝众超群，无人可拟。”这是说王献之的厉害之处，但“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悦，举体沓拖而不可耐。”他以“河朔少年”比喻王献之书法不成熟。唐太宗《王羲之传论》则有更进一步的贬低，他认为王献之的毛病太多：“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搓挤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欤！”

盛唐以后儒家思想教条在消退，人们的观点又发生变化了，重新看到王献之的重要性，发出与唐太宗不同的声音。张怀瓘《书议》云：“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逸少草有女郎材，无丈夫气，不足贵也”。

王献之确立了新书体大草

大草书王羲之不如王献之

王羲之的草书，张怀瓘《书议》云：“诸子亦有所不足：或少运动及险峻，或少波势及纵逸，学者宜自损益也。异能殊美，莫不备矣。然道合者，千载比肩，若死而有知，岂无神交者也？逸少草有女郎材，无丈夫气，不足贵也。”王羲之的草书和王献之的比较，可以看出“女郎材”和“丈夫气”。王羲之《行穰帖》少于运动及险峻是“女郞材”，王献之《中秋帖》一笔写完，一行到底，多波势及纵逸是“丈夫气”。这是王羲之草书到王献之草书的最大的变化。

王羲之可以说是创造了今草，但是今草还没进入大草，王献之创立了大草。王羲之今草尚有章草的痕迹，其《初月帖》、《姨母帖》，都是王羲之草书的主流形态。王羲之今草是行草，没有完全的大草。《七月帖》、《上虞帖》都是在行书中加了草书，是行草。这个时候王献之提出了一个建议。张怀瓘《书断》论中写道：献之尝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颇异诸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

王献之向父亲提了一个重要的建议：小草、章草要改变，改成独立的大草。少年王献之给王羲之的这个建议如当头棒喝。直到王羲之去世，王献之才18岁，如此年少就提了对父亲非常重要的、关于书体完善的意见，但是王羲之没有完全接受。在改体中间是存在困难的：“今穷伪略之理，于往法固殊。”要改的话会跟古代书体有不同，这个不同就可能会“不合六书”，被认为造了很多错别字。王献之《鹅群帖》中“姊”“当”“归”“献”“须”“彼”这6个字，用西汉许慎《说文解字》的字法来看都是不合六书的。王羲之在变新体的过程中，还要更多考虑遵守六书。王献之表示要创作新的书体，从而表达我们情感的艺术意境，就必然和六书有昩，要牺牲文字方面的一些规定，创造大草。这就是王献之最后突破了今草的局限，创造了大草的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