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4

或许，我们的祖先端午绘制钟馗图像只是出于“驱鬼逐疫”的朴素愿望和祥瑞观念。然而，民国后，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普及，鬼神迷信和封建道德观念不断被人们破除，端午钟馗图像更多是以钟馗形象为典故，借助表达新的寓意，使其直面社会现实，鲜明地表达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种种现象的理解与认识。如徐悲鸿、张大千等画家就有相当的午日钟馗画传世，且钟馗图在徐悲鸿中国式人物画中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创作于1929年端午节的《钟馗像》（图4）是徐悲鸿的代表作之一，画面中画家将身形高大的钟馗置于瘦骨嶙峋的小鬼之上，并以粗犷的轮廓线和浓重的笔墨描绘钟馗深色长袍和卷曲胡须，以细线勾勒一神情矍铄的小鬼，形成人物形象与个性的鲜明对比。虽然徐悲鸿在西方学习绘画多年，但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通晓中国画技法，能将西方人体解剖学和速写的某些因素巧妙地揉合到传统笔墨中，使人物造型更加严谨。作品中，通过钟馗凛凛难犯的神威的生动描画，徐悲鸿表达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势力的坚定信念。

诚如普列汉诺夫在阐述各民族文化具有独特特点中所言：“每一种文学派别，每一种哲学思想，在每个不同的文明国家里都有自己的独特的色彩，有时候几乎是新的意义。”（《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第731页）端午悬挂钟馗图像作为相沿积久的民风习俗，在文人文化的共同滋养下，主体图像由初创门神画发展到寄寓艺术家深刻思想的这一独特的意象图式，传世作品内容亦从不同角度反映现实社会，为后人解读民俗史和艺术史提供了高价值的图式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