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珍宝岛武装冲突后，中苏两国关系空前紧张，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据柯西金总理的翻译顾达寿回忆，当时在克里姆林宫的柯西金心急如焚，想要通过两国间的热线直接与毛泽东通话，谈他对目前苏中关系的看法。

出乎意料的是，中南海的女话务员竟把这条政府专线电话挂断，还骂了他一通：“苏修坏蛋不配和我们的伟大领袖通话！”不过，“坏蛋”这个骂人的词，顾达寿没有如实翻译。他的俄文名叫库达舍夫，中文名字是50年代毛泽东主席亲自给起的。毛主席获悉后批评说，电话是打给他的，怎么不报告就拒绝了？周恩来总理还指示，应对那位话务员进行批评教育。

在苏联领导层中，柯西金与我领导人交往较多。1965年2月，柯西金访问越南路过北京，毛泽东主席会见了他。柯西金提出，希望停止苏中之间的公开争论。

毛泽东对他说：“论战就是打笔墨官司，也死不了人。原则争论还要继续下去，但国家关系应改善。”

柯西金问：“要争论多久？”

毛泽东答：“一万年。”

柯西金说：“太长了吧？”

毛泽东诙谐地说：“看在你的面子上，减少一千年。”

由此可见，柯西金个人能与我领导人说得上话。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在两国关系出现危机时，苏方常常让他出面的一个原因。

1969年9月，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会见。

几经波折之后，1969年9月，两大邻国总理终于得以在北京机场的贵宾室里举行会晤，被称为“机场会见”。周恩来与柯西金会谈持续了三个多小时，着重谈了缓和两国边境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并达成共识。双方同意，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两国不应为边界问题打仗，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解决前，应采取措施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还赞同恢复互派大使，重新发展双边贸易。

会晤中也有不少插曲。

周恩来提到，如果苏方先发制人，摧毁我们的核基地，那就是侵略，我们要坚决抵抗，但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柯西金表示，只有神经失常的领导人才会发动战争，这是有人挑拨，苏联不寻求同中国打仗。

柯西金抱怨周恩来会谈时“进攻”，卡住他的脖子往下按是“帝国主义”。周恩来则回敬，争议地区苏方占的多是“社会帝国主义”。柯西金立马说“只是开个玩笑”。

会谈结束后设午宴款待，特地加了一道红烧肉，客人们吃得津津有味。匪夷所思的是，双方当面达成一致的消息稿公开发表时，我方却删掉“会晤是有益的”这一关键词。鉴此，苏方还约见参加会晤的乔冠华进行交涉。

根据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中苏边界谈判于1969年10月20日在北京开始举行。毛泽东主席曾对苏方谈判代表团副团长甘科夫斯基说：“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睦邻友好关系来。要有耐心。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这一开谈，就是十年。

在马拉松会谈中，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争议地区问题。中方指出，两国总理已就中苏之间存在争议地区问题达成谅解；苏方则不予承认，压根不同意使用“争议地区”这一概念。中方引用会见记录反驳说，争议地区就是指某些“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有分歧地段，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是客观事实，这是沙俄和苏联违反条约规定，划去或侵占中国领土而造成的。苏方则引用自己的会见记录，否认两国总理已就争议地区问题达成谅解，称两国之间不存在领土争议，只是对个别地段的边界线走向理解不一致。双方各说各话，互不相让，谈判走进“死胡同”。

在谈判桌上，双方用词都十分尖刻。比如，中方指责苏方说“想不到来自列宁故乡的苏联代表团竟堕落到如此地步”，“难道你们要把原子弹悬在谈判桌上，让我们在你们的威胁下进行谈判吗？”等等。苏方也不示弱，惯于指责中方采取“捣乱态度”，有意“拖延” “封杀”谈判，讽刺中方的做法是“车拉马”（意为本末倒置）。中方抨击苏联在边境地区“陈兵百万”，苏方则反批中国部署了“二百五十万兵力” （包括民兵）。

在一次大会发言中，中方用了一连串排比句，要求苏联“应当怎样”才能改善两国关系，听起来很带劲儿。喜欢咬文嚼字的苏方团长伊利切夫按捺不住了，激动地反问道：“刚才中方团长讲了苏联五个 “должен”（应当），我们苏联到底欠你们中国什么了？苏联谁也不欠，啥也不欠！”当时我有点纳闷，请教了老翻译后才明白伊利切夫为何大动肝火。俄文“должен”的词根是“долг”，意为欠债，该词分量确实很重。

有一次，在激烈的辩论中，苏方团长指责中方对其发言做了“болезненная реакция”（过分反应），翻译将其译成“病态反应”。中方团长听后火冒三丈，怒斥苏方理屈词穷，不惜进行“人身攻击”。对方感到莫名其妙。

另一次，伊利切夫对中方的尖锐批驳表示不满，希望“здравый смысл”（理智）能占上风。翻译把“理智”一词译成“健康思想”。这又惹祸了，因为据说勃列日涅夫曾将林彪视为中共内部的“健康力量”，现竟敢在谈判桌上大放厥词，要让所谓“健康思想”占上风，这是痴心妄想！中方当即予以严厉反击。

还有一次，中方指责苏方说话不算数，影射苏联领导层内部有矛盾，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伊利切夫当即跳起来，满脸涨得通红，气呼呼地连续说了两遍“我抗议”。会场气氛骤然升温，不得不宣布休会。作为分管礼宾的联络员，我更是紧绷神经，生怕在细节安排上出现什么差池。

双方团长吵架之后，会下一般由首席团员出面进行沟通或澄清，以消除“误会”，复会后就转入正常辩论。其实，在当时两国关系紧张之际，谁也不想使谈判破裂，而是利用这一渠道传递某些信息，寻求某种缓和。正如伊利切夫所言，“谈判本身就有意义”。这恐怕也是外交谈判之道吧！

1977年，余湛副部长（右2）到机场迎接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伊利切夫团长（左2）。

在谈判桌上双方吵得不可开交，但会下照旧不仅以“同志”相称，而且谈笑风生。伊利切夫不懂中文，但对代表团几个主要成员的姓记得很清，对几个同音汉字的不同含意也略知一二。他喜欢钓鱼、吃鱼，又同“鱼”（中方团长姓余）谈判自得其乐，而当谈判不顺时还故意拿“汤”（翻译姓汤）、“菜”（副团长姓蔡）出气。幸好苏方代表团中有姓“麻雀”（Воробьев）、“鲤鱼”（Карпов）和“孙子”（Внуков）的，我方也拿他们的姓开玩笑，彼此彼此。我的不少俄罗斯朋友就是在那个年代结交的，双方友谊延续至今。 

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中苏两国边界谈判也就不了了之。尽管这次谈判没有达成什么协议，甚至根本就没有讨论边界走向问题，但开始谈判以后，两国关系剑拔弩张的气氛逐渐缓和下来，双方有了较前正常的对话接触渠道，双边贸易等也有所发展。另一个效应是，中苏之间一宣布举行谈判，美方也急欲与我方恢复两国大使级谈判。用基辛格的话来说，由于中苏关系的变化，“为美中接触开拓了空间”。

出处 |《别样风雨情缘》（2019年出版）等外交回忆录

本文作者 | 周晓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