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四先生”雅集碑拓（原碑现藏上海嘉定孔庙）

其次，作为佛教居士，李流芳笃信净土，发心护佛，其意拳拳。据《光绪嘉定县志》卷三十，嘉定东林庵为李流芳早年读书习文的场所之一，其自小受释氏耳濡目染必不在少。万历间，他皈依净土宗第八祖、“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云栖袾宏（俗姓沈，名袾宏，字佛慧，晚居杭州云栖寺，因以为号，别号莲池），“其法名广（山扈）”，“自署云栖弟子，殆皈依莲池大师者”（叶恭绰《矩园余墨序跋二?李檀园手写四十二章经跋》）。流芳《抱疴真歇禅师塔院夜坐偶占》诗下有注：“禅师偈云：‘老僧自有安闲法，八苦交煎总不妨。’”这里的禅师即指云栖袾宏。他的另一诗作《皋亭送张尔完东归，尔完从慧法师听讲弥陁疏钞，初受五戒》所提及的“慧法师”指的也是云栖大师。

万历三十四年（1606），三十二岁的李流芳与其好友晚明文坛领袖钱谦益偕举于南京。此后，他先后八次北上京师赶赴会试，一无所获，最终于天启二年（1622）绝意仕进。放弃举业后，李流芳奉母念佛，晚岁尤致于此。对此，钱谦益如是说：“（流芳）再上公车不第，又再自免归，皆赋诗以见志。自是绝意进取，誓毕其余年暇日以读书养母，谓人世不可把玩，将刳心息影，精研其所学于云栖者，以求正定之法。未久而病作，犹焚香洮頮，手书华严不辍。”（《李长蘅墓志铭》）比流芳稍晚的嘉定名士侯峒曾亦云：“（流芳）惟西竺氏，久闯其藩。恨不精猛，遂彻根源。短景既促，皈依弥敦。钟梵之音，爰及旦昏。”可见，除文学、艺术创作以外，佛教也是晚年李流芳极为重要的精神依归，所谓“精舍繙经招净侣，晴窗斗墨趁闲身”（钱谦益《客涂有怀吴中故人六首?李先辈长蘅》），正是其佛系游艺生活的生动写照。李流芳尊奉释氏、研修佛法若此，他为僧侣所请，助力佛教慈善事业当自在理中。

再者，李流芳喜交朋辈，对待朋友慷慨大方，通达平易，乐善好施，自然也乐意动员更多的人参与佛教慈善公益事业。作为挚友，钱谦益对李流芳与人交往的原则、态度、方式均十分了解，他说：“（流芳）与人交，落落穆穆，不以握手出肺肝为信。磨切过失，周旋患难，倾身沥肾，一无所鲠避。……家贫，资修脯以养母。稍赢，则分穷交寒士，卒未尝立崖岸之行，以洁廉自表襮也。……为人和乐易直，外通而中介，少怪而寡可。”（《李长蘅墓志铭》）对此，谢三宾也有类似的表述：“（流芳）为人慷慨，遇不平事，无问朝野，辄义形于色。然慈惠乐易，其素性也。喜接后辈、周贫交，尤喜成人之美，未尝有所怨忌。”（《檀园集序》）

中岁以来，李流芳多在嘉定、苏州、杭州，特别是西湖一带游历流连，“中岁于西湖尤数”（钱谦益《李长蘅墓志铭》）。他认为“天下佳山水，可居可游可以饮食寝兴其中而朝夕不厌者，无过西湖矣”，因此“二十年来，无岁不至湖上，或一岁再至，朝花夕月，烟林雨嶂，徘徊吟赏，餍足而后归”（李流芳《题画为徐田仲》）。在西湖等地，他结交的朋辈甚多，其中就包括不少高僧名隐、缁流黄冠。李流芳“所至诗酒填咽，笔墨错互，挥洒献酬，无不满意。山僧榜人，皆相与款曲软语，间持绢素请乞，忻然应之”（钱谦益《李长蘅墓志铭》）。他还在各处佛教胜迹题字作画，杭州“法相寺壁有画竹，莲居庵有书经石刻”（《明李流芳西湖卧游图题跋》卷末），南翔白鹤寺亦如此，“壁间旧有擘窠大字数行，为长蘅先生笔”（《光绪嘉定县志》卷二十九），留下一段段士僧交游的佳话。正是以诗文书画为媒，李流芳与许多僧侣建立了良好的情谊。《檀园集》就有多首与高僧上人往还唱酬的诗歌，如《登铜井访三乘上人》、《赠别不了上人》、《灵隐次颖法师韵》等等。流芳与侒沙弥之间的深挚友谊更是令人称道。侒沙弥俗姓胡，曾跟随流芳二十余年，伴其走南闯北，后不幸患病，死前十日皈依佛门，受沙弥十戒。沙弥生前酷爱流芳之画，收藏颇多，离世后，流芳十分悲伤，不愿意将其藏画送人。虽然最终拗不过友人张伯英的央求，还是将沙弥所藏相授，但他却一再嘱咐张氏：“子其无忘沙弥之意哉？”因为在流芳看来，不仅收藏者的名字将“附书画以不朽”，自己的画也“将借好者之癖以不朽矣”（参详李流芳《题画册（二则）》）。有了朋辈情谊作为铺垫，僧侣们向乐结善缘的李流芳求文化募便更成为理所当然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