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有了艺术创作，就理应有正常的艺术批评。

艺术批评几乎是伴随着艺术发展史一路蹒跚走来的，也可以说一部艺术发展史有多长,批评史就有多长。一部没有严肃批评的艺术史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健康的，更是不幸的。

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要算是古代文艺批评的良好开端和典范。

一般而言，批评包含着两层意思：专指作品的缺失和不足，提出意见和建议，是为批;另一种是既指出缺点也指出优点，也可各自有所侧重点，或兼而有之，是为评。可我们目前在报刊上所常见的大量文章,却大多以评论为主，很少谈及批评，有的简直就是几页产品广告说明书而已或者干脆就是一纸画家的一长窜艺术简历罢了。

批评太难，这是人所共知的。严肃的有学术价值的批评就更是难上加难了，这也许是因为很多的批评家有过创作的经历，曾是创作者或是创作与理论兼于一身，对创作的艰辛与不易理解很深，所以笔下多留情面，多说好话为佳，溢美之辞过湛。正如王允《论衡》中所云：“儒者之言，溢美过实。”有的视作品之缺点、病症于不顾，看作者的官位级别下评语，见风使舵，顺水推舟，一谓的逢迎，漫天吹嘘作品之市场价格，如已经被某外行长官收藏或被某外商高价定购等等，蓄意炒作，此为捧杀。不具备一个客观公正的平和心态，顺我者生，逆我者亡，信口开河，随意指鹿为马，恶意攻击，用词欠雅，此为棒杀。对于一位创作者来说,正常严肃的批评确实对自身的提高有益，只要不是别有用心的恶意歪曲，创作者内心是应该并且可以接受的。

对于一件艺术作品历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深入的欣赏、品评尚且不易，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批评就更难了，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胆识者才能为之，如果再没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和广博的学识，敏锐的洞察力是难以胜任的。在当今像金圣叹那样的批评大家实在真是少之又少，像戏剧家曹禺那样虚怀若谷之人就更是难能可贵了。他不光是将画家黄永玉在上世纪80年代初写给他的措辞严厉且不讲情面，对新创作的剧本予以批评的一封信装帧并收藏起来，还在有美国同行阿瑟·米勒在场的朋友们面前恭恭敬敬地用满怀感激的语气念出来，令在场的所有人都肃然起敬。他把世间的一切荣誉与名声都看得很轻想得很淡，而把严肃的批评演绎成了对艺术缺陷的真切悔悟，是一笔鞭策自己的珍贵馈赠，所以他要当众感谢这一赠予。试问，现在还有谁能有如此坦荡的胸襟，睿智清醒的头脑和真诚平和的创作心态，请问,这样的人不成为艺术大家谁能成其为大家?心胸狭窄者把批评看成沉重的包袱和负担，觉得它碍事障眼，而心胸豁达乐观者则会把它看作是“激励”和“动力”，并勇于承担和深深的感谢，用激励成就完善艺术，也成就完善自我。这是一种真正的执著与超越，也是一种能够打动人心的高贵境界。这种心态和境界正是我们所缺失的。

严重影响正常美术批评的大敌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庸俗化，二是商业化。庸俗化的批评自古有之，那些根本就不懂艺术，且无丝毫学术水准支撑，没有任何艺术修养和文化底蕴的人，以一种非学术的态度，不以美学原则为辨别与评价艺术作品的判断标准，专爱凑热闹，以作品的多大、多长，自封某某王，华夏第一，中国一绝，以破纪录为卖点，信口雌黄，任意而为。商业化的批评在当今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表现得尤为明显。作品只以卖了多少钱为衡量价值的标准，艺术价值被放置一边避而不谈。收了人家的钱或财物,理所当然就要尽力地去替人家说话，而且还要尽量地变着法儿去说好听的话，看人家的脸色行事，尽是些赞美之辞。正所谓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短。谁都很难做到能像当年鲁迅的骨头那样硬，就是刚刚吃了人家的嘴也从来不短。

长此以往，所谓的批评也就只能是一纸空文而无人买账，何谈健康发展，试想，一个没有学术、没有良知、没有诚信的美术批评还可以坚持多久，批评还能正常正规、健康有序地发展吗?批评的无奈还要持续下去多长时间?

我们需要一个既健康活泼，又公正严肃，掷地有声的美术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