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硕果如花——十年中国木版年画普查成果展”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展出。冯先生为该展览写下寄语：“现在可以说了，我们收获的果实，如花一般的鲜艳和芬芳。”这是让所有人，尤其是文化界和知识界感到兴奋的事情，他却说“在文化上，自己是个失败的人”。知识分子那种对于乡土文化的深切情怀使得他对民间文化保护的现状而焦虑，无奈之后是更奋力的主动追赶，在城镇化到来的“狂风”之前，为未来留下记忆。正如冯先生所言：“对于生命、历史，如果你不能延续它，你一定要记录它。”

为未来记录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日，“十年中国木版年画普查成果展”成功举行，“中国木版年画数据库建设及口述史方法论再研究”也获得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第一批)立项，首先向您及研究院表示祝贺，请您介绍一下木版年画普查及数据库建设的具体情况。

冯骥才：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抢救工程的龙头项目，中国木版年画抢救工程于2002年率先发动，经过十年不懈的努力，终于将遍布中华大地的木版年画家底进行了梳理，并出版了《中国木版年画集成》22卷，包括《俄罗斯藏品卷》和《日本藏品卷》。俄罗斯学者对中国年画的研究早于我国学术界，大量丰富的历史作品(主要是清末民初的年画)收藏于俄罗斯各大博物馆。日本一些博物馆所藏清代早中期的姑苏版桃花坞年画，如今在我国已极为罕见。

这是年画史上空前的文化举动，是当代文化界与知识界文化责任与情怀令人信服的表达。特别是这次大普查，所采取的全国性的统一学术规范与科学设计的调查方法，在社会转型期民间文化(“非遗”)抢救和保护中具有启示乃至示范意义，是集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和美术学等学科的综合调查。在普查手段上融合了传统的文字、摄影、录音、录像，同时口述史和视觉人类学等学科的调查手段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木版年画的保护行动主要突出四点：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木版年画产地的文化生态建设、工艺样式的保护和传承以及木版年画的数字化保护。数字化保护是进一步运用数字信息技术，汇集木版年画“基因式”信息采集成果，对木版年画的核心工艺和丰富图式进行全程模拟再现，并运用数字化技术对相关历史、人文生态进行模拟复原，形成理论解析的整体构架。即使在千百年后，我们仍可以实现现实中复原年画本体的可能。

记录是一种保护，甚至是首要的保护。在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最关键的是对传承人的保护，而传承人的记忆大多是通过口传的方式传播，将口传落实到文字，对当前的中国木版年画的传承和保护意义重大，所以在建立年画数据库的同时进行代表性传承人的口述史调查和研究成为必然。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知道在“十年中国木版年画普查成果展”开幕式上，中国民协副主席潘鲁生代表国内外专家学者发布了中国木版年画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言，是不是我们已经做了必胜的准备?

冯骥才：是的，我们的年画实在太灿烂了，而且具有世界性的广泛价值。我们拥有十年的调研资料和研究成果，16个申报国家级“非遗”的原产地，一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有研究基地、博物馆、藏品库、数据库等一整套硬件，还有一支久经考验的专家学者队伍。在此基础上，将由中国民协牵头，整合基地、学者和传承人资源，由16个国家级产地共同申报。申报工作将首先提请文化部批示认可，并组织专家学者编写资料，再由“非遗”保护中心书写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提交的申报书。希望以申报为手段，达到中国木版年画的保护目的。

能在世界“非遗”公约签订前就开始木版年画的普查工作，得益于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我们用了十年时间把全国的木版年画家底都调查清楚、梳理清楚，做到了心里有数才开始申报世界“非遗”，因为把事情做扎实了才更有信心。中国木版年画申遗，有利于中国民间艺术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我们要让中国最好的文化“走出去”。

文化就得踏踏实实做事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收集、整理过程中，您认为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什么?

冯骥才：首先是应该立足田野，即与我们的文化共命运。民间文化在田野，不在书斋。专家应该在产业和市场的前面做源头记录的工作。我们保护文化遗产，不是拿它发财，而是要留给后人共享。我们必须要让后人知道我们原来的东西是什么样子。在城镇化进程中，我们需要记录。自始至终伫立于田野之中，才使得中国木版年画普查成果达到如此厚重与充分。

其次要为民间文化作学术的支撑。知识分子最知道我们五千年的精华是什么，也知道什么是我们文化真正繁荣的源泉。任何文化都分为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两种，精英文化是经典的，而民间文化是需要专家帮助和支持的。如果没有专家支撑，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自己并不了解该文化的重要性，需要专家来解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有1000多项，据我了解，起码2/3的文化遗产背后是没有专家支撑的。

当社会过于功利的时候，文化良知就要成为强音，专家学者要在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勇于承担责任，走进民间帮助艺人传承与弘扬民间艺术，这也是知识分子的时代担当。

我经常会问：“我们是不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文化意志?”现在的“非遗”保护经常会和“政绩”结合，转化成GDP，这就失去了其推进文明及繁荣自身的重要使命。

最后一点是呼唤文化自觉。如何避免“文化自觉”变成一个空洞的口号?我认为，文化自觉就是要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和文明于人类的意义必不可少。我曾经呼吁：当社会迷惘的时候，知识分子应当先清醒。知识分子对社会文明和精神负有责任，没有责任感就会浑然不知，有责任感必然深有觉察，这便说到了知识分子的本质之一，即先觉性。先觉才会自觉，或者说自觉本身就是一种先觉。我们说责任，当然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而是要去承担。保护不仅是专家的保护，而是要去促进全民的保护。

“非遗后时代”的保护才刚开始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怎样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关系?

冯骥才：从表现形式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体可分为“可进入市场的”和“不可进入市场的”两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进入市场并进行商业化经营，关键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自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产业化开发确有矛盾的一面，但只要将“保护”与“开发”工作分开来做，就很容易实现双赢。

现在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非遗”就是一种资源，推到市场就是保护和发展，甚至出现不合规律的“打造”，使其失去了文化内含。

把遗产挖掘出来进入名录并不是终极目标，真正的保护其实是刚刚开始。这之后，我称之为“非遗后时代”，这时的重要任务就是科学保护、广泛传播、利用弘扬和学术理论支撑这四方面的工作。我们应该趁文化源头还存在的时候绕开市场直接进入。理论研究阶段有两点要义：“生活创造，文化认识”和“民间创造，精英挑选”。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是百姓在生活中创造的民间文化，但要从文化的高度认识，以精英的眼光挑选，才能去芜存菁，找出真正有保护价值的珍品。这样，将来民间文化一旦进入市场，我们还知道其最原始、原汁原味的样子。中国很多传统文化都是传统手工业性质，如果不按照原有的产业性质发展，而是作为文化资源去追求利润最大化就会变质了。以陕西皮影为例，进入了“非遗”名录，一些地方就不再使用手工刻制皮影，而是用机器压制、批量生产，手工的性质发生改变，文化遗产实际上也就变质了。文化保护与产业发展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使人们生活得更快乐，而不仅仅是在经济上争先后。

民众才是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国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方针的指导下，“非遗”保护该怎样坚持文化自觉呢?

冯骥才：知识界提出的对“非遗”保护的观念与种种措施都得到了国家的认同。但在现实中，问题最大的还是在政府的执行层面上。长期以来重经济、轻文化的观念，致使文化在经济社会中处于弱势。几场明星云集的文化节和一大片斥资数亿的文化场馆不会在真正意义上使文化得到保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民众才是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而我们——无论是政府、商界还是专家学者，都应该以局外人的身份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当中。这其中，政府的定位是统筹管理，学术界是科学指导，而商界则是在科学保护基础之上进行适度参与，政府、学界、商界，任何一方的过度参与，都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主传承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都存在于民间文化中，民间文化既是现代民族国家整体文化的基石，也是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基石，是一种文化生命。当前，我们必须调整现代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对保持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进行通盘考虑，遵循民间文化的内在理路，以本土民俗文化的有序开发促进中国整体性文化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实现民俗文化与现代经济之间的张力性共存。

我们现在常把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并提，这十分必要。这两个概念密切相关同时又有各自的内涵。文化自觉是真正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和自觉地承担;文化自信的关键是确实懂得中华文化所具有的高度和在人类文明中的价值。否则自信由何而来?当前文化发展存在两大障碍，一是文化政绩化，另一个是文化产业化。文化直接影响着社会文明与全民素质，不能为了畅销、票房、收视率，为了利润的最大化和“疯狂的GDP”而放弃文化固有的尊严。

“临终抢救”是时代的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把当前文化的抢救比喻为“临终抢救”，是不是还有着什么重要的警示意义?

冯骥才：“临终抢救”是个医学用语，用在文化上表明我们的文化遗产遇到了新麻烦、大麻烦。我们要抢救的是民间文化遗产，而民间文化遗产是指农耕时代所创造的文化财富。民间文化包含很广泛，它包括农耕时代民间的文化形态、文化方式、文化产品等一切物质和非物质的遗存。我以为，抢救比研究更重要，对于文化仅仅有科学理性是不够的，如果只是不自觉地注入人文的情怀和人文精神，那么就等于将文化主动抛弃。

例如中国的古村落，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可是没等我们去认真翻阅它，它就在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大潮中消失不见了。我担心“旧村改造”的口号重演当年的“旧城改造”，造成文化的失忆。目前全国有230万个村庄，普查显示，依旧保存与自然相融合的村落规划、代表性民居、经典建筑、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村落，现在还剩两三个;而在2005年时，这个数据还是5000个。

一个发生在身边的典型例子就是杨柳青著名的画乡“南乡三十六村”，曾经“家家能点染，户户善丹青”，就在今年初，在城镇化的建设中瞬间消失了，我见证了它的苏醒和最终的消失，心里是很痛苦的，但毕竟我们作了一次“临终抢救”。我们还对山东地区古村落作了一个调查，调查以后的结果非常吃惊，现今一座完整的古村落也没有了。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商机和政绩的不良追求，一些地方打着新农村和城镇化的幌子唯利是图、盲目蛮干，后果是在不自觉中消灭了传统文化。

中国古村落正在进入一个空前的消亡加速期，古村落不仅有它的历史文化价值、研究价值、见证价值、学术价值、审美价值、欣赏价值，最重要的一个价值是它的精神价值。温总理在今年9月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对于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以及文化传统的保护中存在三个问题。首先，现在有些地方不顾农民合法权益，搞强制拆迁，把农民赶上楼，丢掉的不仅是古村落，连现代农村的风光都没有了。其次，在城市建设中“拆了真的建了假的”。大批真的物质遗产被拆毁，然后又花很多钱建了许多假的东西。最后就是城市的设计不是从这个地区文化的特点出发。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应该怎样加强对古村落的保护?

冯骥才：对古村落的保护，我认为可以通过四种形式来加强：首先是分区形式，保持原有古村落不变，在旁边建设村民居住生活的新区，保留古村落的原汁原味;其次是民居博物馆形式，把分散的经典建筑和文化要素向一处集中，以集聚效应加强保护;再次是景观形式，在保留古村落架构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加固、整修或开发，部分可用作旅游资源;最后是原生态形式，彻底保持当地的原生态生活。

最近十年，古村落快速消失，个别古村落以“可资旅游”的理由存在下来，成为地方卖点，这种结果是可悲的。没有文化记忆和精神，这些地方只是一个物质性的空壳而已。物质文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一个村落进入旅游开发程序后，按照商业规律进行改造，符合商业运作规律就被保留下来，如果不符合商业规律的就被忽略，文化被肢解，不再是原来的面貌。因此，古村落保护是未来十年中国文化最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