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形状物，以物相因。根茎对应，化和成文。汉字之认知其理云盍如是耶。

当然，中华文化的标志很多，各方面都能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但是，汉字是最简练、最直接的标志载体。历史上所有出现过的思想上的东西都有赖于汉字的记录，它在沟通人类思想上简便又易行。

中华文字是中华儿女向世界奉献出的一份珍贵厚礼。

人们感受客观世界最直接的是眼和耳。耳解决声音，眼解决形象。形象是客观的，有外界的标准物；声音是约定的、有限的。耳眼兼施，自然互补，在人们认识客观世界上相得益彰。为了记录，为了交流，为了传衍，人们有了“语言”，随之有了“文”。文字超越了语言的时间、空间限制，特别在人类传衍文化上有了极大的意义。

中国地域广大、交通险阻，各地语音不同，若只从语音上考虑形成文字，极为困难。中华儿女非常了不起，当发现语言有时空限制时，就想到了“象形”文字，从“象形”的角度开始了汉字的发展。

我们的汉字是把事物的“形象”描绘了下来，事物的形象和事物的本身关系极其密切，可以从表象一直深入到内里，所以说汉字是用事物的形象和人们见面的。画一个“日”，就是太阳，我们认得，西方人也认得；画个“月”，也是一样。利用这个“形象”在人与人之间很容易沟通。天地间事物具体的形象是突出的，可以直接描述其“形”的就直接画出，如“山”、“水”、“日”、“月”等等，我国古代先民以“以形状物”的“象形”为核心发展了一大批文字。

但是，客观世界的事物不是都以简单的“形象”所能记述得尽，一些“活动”性的事情，或者一些抽象的事物，便不能简单地描画出来。我们祖先便把一些没法描画的“性质”、“活动”、“抽象”的意念，用两个或更多的“象形”会合一起，表示出它们之间所能显现出的意义——即“以物会义”。这种以几个“形”的会合，把复杂而不易描画的意念，在协调中表现出来的“会意”，应该认识到，是中华儿女在创造文字问题上一个质的飞跃，是文化史上“开天辟地”性的贡献。

这一点，域外的人们没有认识到；我们自己也没作出足够的重视。

以“声”表意，固然有些限制，但在人类的生活中，又必然形成一种习惯性相对稳定的客观性质。因此在表意上又有一定的固定意义。把“形”、“声”两种因素合并起来，一定又使“使用范围”得到了大幅度的扩展。“形声”作为“六书”中的一种方法，又产生出了大量的汉字，当然又使汉文字得到方便发展的契机。

“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已经足以使汉字的体系相当完备，我们的先民又创造出来了“假借”和“转注”的办法，巧妙而迂回地丰满了一个全面无懈的体系，从开始直到现在，有着强盛兴旺的生命活力。在显现的体势上，随着时代的推移更替有过“日益接近生活”的发展，有“增益”，有“改进”，有的保持了下来，有的“时过而逝”，但总的“大局”没有大变，形成了我们“文字”的“传统”。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汉字难认、难学、难写。那是因为没有掌握“认知”汉字的窍门。一旦掌握其规律，“认知”汉字会变得极其方便。

探讨认知汉字规律，可以由“部首”入手，因为“部首”是这一“部”的标志。这一“部”中的字，都围绕着它作为“根据”，以它为构成的主要“形意”主干而衍生了其他不同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把“部首”视为“字根”更恰当。研究每一个“字根”统率汉字分类的基础上，再作一个统一的“概观”，我们会发现：这些字的分类也都基本相同，大致可以分成：“物类”、“形象”、“作为”三大类别。应该说，这是可以循此以入的窍门所在。

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在汉字身上也还有一些不尽如“历史”与“发展”之意的地方，使它更加完备，更“科学”的“余地”也还是“大有可为”的。我们有责任担当这种历史使命，使汉字更加科学化，更加纯洁、优美，更加焕发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