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的被“招安”近日终于达到一个高潮，即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四大天王成为当代艺术院士。这无异于宣布从此“跟党走”。这不是一个小事情，这无异于孙悟空被如来佛委托唐僧套上了一道“紧箍咒”。四大天王决心跟党走，你信吗? 

   我并不是一个反官方主义者，即认为凡官方的事情就一定不好。我也有一些朋友担任政府官员，尽管现在贪官污吏不少，但是正直廉洁的对中华民族富有使命感的官员也大有人在，而且有些人学问非常好，对国学、哲学、历史甚至艺术的修养只会在这些艺术院士之上。所以，重要的不是拥护还是反对官方。 

   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一重要的是艺术的批判性，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不管是什么潮流的艺术，艺术的批判性始终是一个决定性的核心价值。艺术的批判性，一个是指语言上的批判性，即现当代艺术的语言要有对上一时期语言的批判和超越，不管是形式主义的、写实主义的还是观念主义的;另一个是指艺术所指向的政治立场和社会态度，及其对这一立场和态度所持的一贯性。 

   当代艺术一词定义的模糊性及其近十年此起彼伏的“招安”浪潮，事实上已经使当代艺术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甚至使一些不了解近二十年新艺术历史的年轻人产生价值观的混乱。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我觉得未尝不是一件坏事，至少它证明了一些事情，比如顽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传统的当代转换、新媒体技术派、温情现代性、市民现代主义和巨型装置等当代艺术的机会主义和虚无主义性质。 

   某网站邀请了几大院士以及政府的某负责人，在成立大会当天搞了一个聊天会：有意思的是，五位“院士”一致认为在体制里应该继续保持艺术家的独立性，但是当即被那位政府领导毫不客气的纠正，他当场说“独立性是相对的……独立性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应该是建立在公共的、社会的、群体的基础上，不能是独立的个人”(原话)。理论上我同意这位领导的价值观，但我感觉这不一定是这几位院士内心所理解的“独立性”，且不谈有几位院士在过去几年的市场泡沫热之际，在艺术商业化面前基本上丧失了独立性。

几位院士好像也注意到了近日当代艺术圈的“招安”舆论，一再刻意声明这不是招安，关键是艺术家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不管在什么旗号下。 

   这不是招安又是什么呢?首先，客观上是一次招安。“招安”的意思是指体制外的反叛者进入了体制，但必须保证不再反叛体制，甚至还要帮体制去镇压新的反叛者，这是我从小看《水浒传》所理解的“招安”。从这个意义上，大部分“院士”们是具备“招安”的前提条件的，即他们长期被排斥在体制之外的。 

   被体制排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本来就没有要反主流意识形态和反政府，但是被体制冤枉成反体制，比如有的院士一直在画狗，有的一直在画鸟，既然黄胄画驴可以受到中央领导肯定，画个鸟、狗被打入另册自然是被冤屈了。(但奇怪的是，我看过许多媒体都把画绿狗的、画鸟的几位院士曾经说成是前卫艺术家，他们也从来没否认过，还很乐意成为代表，可见被误解他们自己也有责任)。另一种可能，有些院士们以前的作品确实是有讽刺主流意识形态迹象的，比如王广义给毛泽东像打格子、方力均画天安门前玩世不恭的光头青年，以前政府不能容忍，现在政府政治上自信了，自然可以容忍了。并且，有些院士的作品现在也逐渐佛教化或观念化了，自然跟主流意识形态也没有冲突。 

   现在有些院士强调他所做的事情谈不上招安，因为画个鸟和狗本来就是政府倡导的当代艺术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说法在概念上是有些狡辩并且自大的成分，当代艺术有很多潮流，政府倡导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批评现实的当代艺术以及行为艺术至今还不被政府接受，这是第一点;就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是艺术的批判性而言，所有的院士基本上都没有批判性，怎么能说他们就一定能代表当代艺术呢。 

   我看到某院士在某网上说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是和当下发生关系，这是一个把“当代艺术泛化到没有意义”的说法。按照这个定义，那么靳尚谊、杨飞云的艺术也是当代艺术，赵本山、小沈阳、冯小刚们的作品才是真正跟当下发生关系的当代艺术，甚至奥运会开幕式、全运会开幕式都可以算是当代艺术。

   我注意到不少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老将”近来纷纷为自己回归体制寻找合法性的理由，除了上述的“本来就是体制倡导的一部分”论，“在政府的旗号下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论，徐冰也有一个说法，即他认为现在真正前卫的是政界和企业的精英，而不在艺术界。所以回归体制并不意味着保守和创造力。这是第三种说法，即“江湖落后体制前卫”论。其实，徐冰有权利转行到政界和企业界，也可以先去别的领域学习再来改革艺术。 

   徐冰所言的“江湖落后体制前卫”的判断我其实很赞同，但是问题就因此越过了“我的艺术是不是体制倡导的一部分”，而到了第三个问题：进入体制后需要改变什么以及这种改变的意义在哪儿?在院士代表们的网络访谈中，认为尽管换了旗号和身份，但自己的独立性、艺术追求和人格都不会受影响，似乎除了换个旗号多个身份，其他一切照旧。“进入体制还是一切照旧”，我想，说这话的人，要么是从来没在体制待过，要么是说话比较外交辞令。我不清楚政府是否赋予了中国当代艺术院一些比国家画院、中国美协更大的特权，比如中国当代艺术院士们是否可以不学习三个代表，是否中央领导接见时还可以继续玩世不恭，国家要王广义画一幅送给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作品，王广义还可以创作讽刺美国的作品。我想不改变是不可能的。

   “换个旗号怕什么?”，这可能是大部分院士的心态，他们从出道至今的人生已经换了两个旗号：前卫艺术家、商业明星，现在的年龄应该是向第三个旗号进军：政协委员。院士们前两个旗号玩得游刃有余如鱼得水，可能傻得是中外知识分子批评家、策展人或者热爱艺术的西方人，比如人家院士们早年就没有跟政府作对的意思，批评家、策展人非要过度阐释，说他们的作品是反叛国家意识形态，是后共产主义的反叛一代。

   但院士们在过去二十年却从不拒绝各种旗号和封号，只要对个人有利就行，他们总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一句话：艺术家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在当代艺术圈也混了十八年了，“艺术家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经常弄得我这个书生在各种场合看得他们的表演晕头转向，不知道那个才是他们真正要做的，比如在前卫地下展览能看见他们的作品和出场，在政府美术馆又看到他们了，在民营美术馆又看到他们了，在西方美术馆又看到了，在商业画廊又看到了，在拍卖会上又看到了，在前卫杂志上又看到了，在商业时尚杂志又看到了，在中央电视台又看到了，在非法网站上又看到了，在某个大资本家的客厅里又看到了……

   用现在一个时髦用语这叫“通吃”。他们归顺政府我不认为是虚伪的，人家现在各方面通吃，政府也是各方面通吃，通吃的小江湖归顺在通吃的国家旗号下，这就叫通吃时代的文化逻辑。他们一开始就是想成功，前卫不前卫是你们给他们的封号，商业不商业也是别人炒作的结果，进政府当政协委员本来就是人家愿意的。这些院士们本来也没打算追求悲剧性的结局(但我仍固执地认为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是悲剧性的)。 

   在上述意义上，讨论院士受封是否属于“招安”，对院士们是没有实质意义的。我也同意他们这种行为主观上不是“招安”，他们本来就没做过铁了心跟政府干的事情。但客观上，说不是“招安”好像从江湖道义上说不过去，毕竟江湖那么多年在院士们落泊时给了许多英勇无畏的称号，你也没声明反对过，不公开反对就意味着承认。现在如果中央台记者采访院士们，“请问你拥护党的领导吗?”院士们肯定得说“我没有理由不拥护党”，那么这就等于用双重否定句的形式承认拥护党。这个道理跟你不反对别人说你是“前卫反叛艺术家”是一样的。

   这意味着什么呢?旗号和身份还是重要的，是不可以随便换的。你默认或者接受一个立场性很强的旗号，然后又随便放弃或背叛，对艺术而言，他是一定会付出代价的。在1936年，上海左翼文学界在鲁迅与周扬之间曾经发生过一次抗战口号之争。周扬在解散“左联”后另外成立了一个“文艺家协会”，但鲁迅拒绝参加，因为这个协会除了原来一些左翼作家，还包括一些原来攻击过左翼的为国民党政府写作的文人。周扬认为这是出于统战的需要，鲁迅则认为这样左翼的形象和立场至少在公众心目中就模糊了。当然也有一些左翼作家认为在更大的旗号下可以继续坚持左翼的工作，但鲁迅认为没有意义。 

   1936年抗战动员时分，周扬等人提出以后不论哪一个阵营的作家的创作都应该统称“国防文学”，但鲁迅认为最好的称呼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一个是强调左翼的立场是大众性、革命性，形象鲜明;另一个是不至于同投靠日本的周作人等人的“国防文学”混淆。有人劝鲁迅，“国防文学”难道不好吗，又被全国人民接受了，又有影响了，叫起来也容易上口，难道你不主张文学为国赴难吗?鲁迅说为了抗战的大局，他不反对使用“国防文学”这面大旗，但他仍坚持同时使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鲁迅、周扬的口号之争的实质在于，周扬尽管是一个作家，但他本质是一个政治家，政治家以结果为最终依归，如果政治上有利于统一全国，那么暂时放弃左翼旗号有什么关系呢?等革命赢了后再重新恢复旗号，关键是先把大家统一在自己旗号下。鲁迅则是一个作家、艺术家，作家和艺术家如果不能在每一次表态和旗号宣誓向社会表明自己的立场和倾向，就等于不存在。左翼艺术家就是存在于这每一次的旗号表态下，表态不清晰，你的身份和存在意义也不清晰，艺术家以每一次表态为存在意义，政治家以每一次结果为存在意义。在争取结果的过程中，政治哪怕撒谎、丢弃自尊都没关系，因为他以胜赢为目的。但艺术家如果为了结果去撒谎、丢失自尊，那他就失去了艺术的本来意义。 

   实际上，“当代艺术”这个词越来越像三十年代“国防文学”这个概念，越来越像一个统战概念，在这个概念下，投机取巧、抄袭模仿、商业时尚甚至官方化的艺术都可以叫做“当代艺术”。但就像鲁迅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在理论上“国防文学”是包含“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但是实际上却面临被抹杀的危险，至少对当时的社会公众和正直青年而言，“左翼文学”向“国防文学”称号的转变，可能政治上的统战目的达到了，但是左翼文学从此将会消失自己旗号，甚至最后连左翼文学的存在也将失去。 

   从九十年代末期，“现代艺术”、“先锋艺术”、“前卫艺术”，这些旗号正悄悄被“当代艺术”这个词取代。这就跟“左翼文学”最终被“国防文学”取代后“革命性、大众性”被模糊一样，在“当代艺术”的旗号下，艺术的批判性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当代艺术“官方化”的名正言顺，以及只讲技术和观念实验但没有社会和文化批判维度的伪“实验艺术”大行其道。这使得一部分艺术明星顶着“前卫艺术”的光环，干着商业艺术和官方艺术的事情，左右逢源脚踩多头船。 

   在当代艺术的“招安”浪潮下，我认为没有必要去过于纠缠该不该招安的问题。重要的是对当代艺术三十年作出真正的反省和总结。从前卫艺术家、商业明星到官方院士，这个过程本身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艺术史现象。 

   首先，这是给西方评论界的一个莫大讽刺，他们所推崇的顽世现实主义和政治波谱原来并不像他们解释的是为了对抗国家意识形态，但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从1989年之后有根本改变过吗?其实也没有根本改变过。

   其次，从九十年代初开始，中国当代艺术一直将生存策略视为首要大事，即为了在国际打开空间要打中国的政治牌和“符号”牌。这个跟“国防文学”相似的“反帝国主义”策略的结果现在已经出来了，即艺术本身不应该生存在一种策略日常过程中，不能等策略成功后再回归本质，实际上等策略成功后，再也没有什么自我本质。我看很多院士成功后越来越虚无主义。每一次本质的表达就是艺术本身的价值，而不是先搁置本质的表达，去化身策略的一部分。这可能是当代艺术在九十年代的根本错误，为了策略的成功，离语言创造和自我本质越来越远，只剩下半模仿半改造。 

   最后，任何缺乏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和立场一贯性的当代艺术都是不可能创造中国新艺术的未来。当代艺术官方化的成功者主要包括痞子、文人、波普明星和新媒体技术家。现在终于证明这种人的精神资源和依托并不可能具有创造性和真正的精神力量。 

   玩世者尽管有一些早期的反叛姿态，但中国新文化和新艺术的精神高度和文化责任不可能是建立在愤青水平。愤青艺术也证明了缺乏真正前后一致的文化姿态，他主要是一种个人自救者，并不负有真正的文化救赎精神，并且很容易转向商业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 

   吸收传统的转换本来就是延续儒家文化的美学形式和艺术，中国的新文化和新艺术也不可能是靠“新儒家”及其“新传统”来拯救的。退回到五四文化之前的儒家体系，是没有出路的。 

   波普明星的当代艺术再次证明了西方有识之士对后现代主义的游戏价值观的批判是有前瞻性的。语言和艺术必须保持一种严肃性和庄重性才具有真正的批判力量，而任何一种讽刺和游戏的方式并不能真正对邪恶和非正义有任何本质冲击，最终只能成为同资本和权力的一种分账游戏，以及坏孩子要糖吃的巧妙手段。

   新媒体艺术的纯技术实验，以及所谓观念艺术、巨型装置的实验艺术，如果缺乏人文批判的维度，在形式上不过是一种“伪观念”的艺术设计，出了当代艺术圈，其技术效果还不如好莱坞电影、酒店酒吧装修。 

   当代艺术的“招安”不是我辈所能管的，只算是聊发议论。据我看，当代艺术的“招安”目前还只属于封旗号派党代表的阶段，并未进入“代表党”的性质。中国当代艺术院在机构定义上，还有“偏房”的性质，比如实际上采用的是“一个屋檐下，分桌吃饭”的安抚策略。比如，中国艺术研究院已经有中国油画院、中国雕塑院，中国当代艺术院的大部分院士也是油画家，这些油画家为什么不归到中国油画院，而要另立一个当代艺术院，难道杨飞云的油画不是当代艺术? 

   还有，美协和中国油画学会的靳尚谊先生的作品算不算当代艺术呢?靳先生近些年的公开发言我曾亲耳聆听过，实际上非常“前卫”的，比如他说国外油画的地位已经降低了，大多数重要展览基本上不展油画，多数展装置、多媒体，我们要多研究后现代主义，中国还没有真正经历过现代主义时期就一下子滑到后现代主义，这些前卫言论即使某些当代院士也未说过，凭此靳先生的画为何就不能算当代艺术? 

   我觉得政府真正平等对待当代艺术，不是将江湖人士另外开一桌让他们自己跟自己吃，而是应该让他们跟吴冠中、靳尚宜、杨飞云一起同桌吃饭，这才是当代艺术真正的合法化。也许当代艺术院士们合法理想也就是这个“和谐同桌”吃饭呢。所以，“招安之路”并不平坦，从被党关怀到代表党，从分桌吃饭到同桌吃饭，尚有一段路要走。旗号一旦变了，一个是变过去后不可能再变回来。另一个是每个旗号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在别人的旗下，院士们需要重新学习规则，这个规则可比江湖和西方的规则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