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商品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且有了海外贸易，商业活动使人的视野得到拓宽，思想也得到解放，审美取向也跟着产生了变化，人们不再一味喜好追求端庄工细的传统花鸟画，而更趋向于笔法灵动鲜活、格调轻松明快的写意花鸟画，这也说明人们开始更注重生活的舒适和随意，体现了渴望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的理想。

到明代中期，花鸟画在写意技法上更加发扬光大，淋漓酣畅的笔墨意蕴体现得更加充分。出现了号称“青藤白阳”的写意花鸟大家，即陈淳和徐渭。号“白阳山人”的陈淳开创了大写意花鸟画的新格局，而“青藤居士”徐渭总体而言是师承于陈淳，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来的名气和影响超过了陈淳。不仅是因为他将大写意花鸟的技法发展到了一个高峰，更是由于自身特有的性格特征使得其画面更具有独特的情感特征和笔墨特色。徐渭性格孤傲，行事肆意狂放，不拘礼节，很多美学家将徐渭称作“中国的梵高”，正是因为徐渭孤傲随意的性情和超逸寡淡、乖张另类的画风，使他的绘画风格独树一帜，成为明代文人画的典范，影响了后世的数代人，至今仍不乏效仿者。

及至清代，则出现了以绘画表达政治立场和生活态度著称的“四僧”，尤其是石涛和朱耷，他们实为明代遗民，都是朱元璋的后裔，明朝被推翻后，他们选择隐居山林出家为僧，并通过书画表达对时局的不满和个人桀骜不屈的情感。朱耷的写意花鸟画，不论画鸟画鱼，都形态简约，神态乖张，或白眼看天，或斜视画外，或双目紧闭眼角上挑，都明显表达了一种愤世嫉俗的个人情绪，托物言志的绘画意味表露无遗。

清代中期著名的“扬州八怪”，则以群体性的绘画风格特征将写意花鸟再次推向高峰。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有郑板桥、金农、李鲜、高翔、李勉等人，其中成就最突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应该首推郑板桥。他的诗书画“三绝”，独树一帜，且为人为官都显示出卓尔不群的文人风骨和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生平轶事后人广为传颂。他出身清贫，青年时代即擅长诗书画，一直生活在扬州靠卖画为生，后来通过科举考试先后考取秀才、举人和进士，而后被任命为山东范县和潍县的县令，为官的几年作风清廉、勤政爱民，曾在一幅画有青竹的画上题诗云：衙宅卧听潇潇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诗词直接地体现了他体恤民情、同情百姓生活艰辛的深沉情怀。他书画一生，尤其擅长画兰草和竹子，笔法娴熟灵动、收放自如，画面清新优雅、意趣盎然，加之书法和诗词各具特色，因此深受世人喜爱和推崇。

清代晚期，写意花鸟画以“上海画派”的赵之谦、任伯年和晚期的吴昌硕等几位著名画家最有代表性，其中吴昌硕的大写意花鸟推陈出新，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独创，使得晚清的写意花鸟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吴昌硕的大写意花鸟画通常以菊花、葫芦、荷花、蟠桃为题材，布局精妙，笔墨酣畅，气韵灵动，色泽滋润通透，画面效果优雅大方、不落俗套。而他的书法和篆刻艺术更是功力深厚、大巧若拙、古朴自然，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对近代的书画名家诸如齐白石、李可染、潘天寿、徐悲鸿等，都有极大的影响。

总揽明清时期的花鸟画艺术，名家辈出，写意高超，为后世提供了无尽的艺术财富，而明清时期文人画家的独特风骨，更是为璀璨的绘画艺术增添了无穷的人性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