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施大畏】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上海美协中国画艺委会主任、中国文联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上海市政协委员。1950年生，浙江吴兴人。1986年毕业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作品《暴风骤雨》获第三届全国连环画绘画创作三等奖。在意大利米兰举办过个展。1989年，其作品《归途西路军妇女团纪实》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铜质奖，当选为上海美协主席团委员;1991年任上海中国画院常务副院长。作品《望夫石》获第四届全国连环画绘画创作三等奖。作品《1941.1.14皖南事变》获全国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五十周年美展铜质奖、上海地区美展一等奖。

每个人的心底都想亲近高雅艺术

新报记者：是什么促使您致力于在高雅艺术和平民百姓之间架起桥梁?

施大畏：文化发展繁荣，不仅仅体现在演员要一个剧场，画家要美术馆;文学家展露个性，雕塑家追求艺术自由;也不仅仅让文艺界的人欢呼“春天到了”，更重要的是提高整个国民的文化素质。拿我们美术圈来说，有多少艺术家真正传播了老百姓该知道的故事，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

有两件事触发了我建“艺术桥梁”的想法。几年前，我在考察调研金山廊下镇的图书馆时看到，那里竟然摆放着杰克梅第的画册，这是本非常专业的艺术家们看的画册，现在摆放在一个乡镇的图书馆里。我想，这批书买来后有多少农民能看懂，能从图书馆中了解这些艺术画册的价值，以及这些价值传播的桥梁由谁来搭建?

还有一次，大年初一，我去静安文化馆作慰问，作家程乃珊正在做讲座，谈文学。我看到的是，下面的居民都听得津津有味。这是一位知名度比较高的著名作家，这个馆是老百姓的馆，文学和大众在这里碰撞，擦出了火花。于是我思考了一个问题：其实每个人都想亲近“阳春白雪”高雅艺术，所谓的精英文化和老百姓的需求之间有段不小的距离。我们在画室里画图，在书房里写东西，当中都缺少了一个传播给普通百姓的媒介，这就需要有人去搭桥。

“连心桥”造就老百姓和艺术家的和谐

新报记者：发展文化正当时，但这座艺术的“连心桥”应该由谁搭?怎么搭?

施大畏：最近听文联领导介绍，有许多在上世纪70年代非常知名的二线演员，已经退下来了。这批艺术家的人才资源搁置在了社会里，等同浪费。我想，社区需要这类专业人员去给居民辅导艺术;而这批二线演员不能再上荧幕，再上舞台，心中必然渴望亲近艺术。不同层次、不同时代的居民有自己的偶像，如果偶像能够重新展现在粉丝面前，会产生新的冲撞和激情。老百姓走近了名人，名人则有了新的辉煌。这座桥梁就可以由政协、文联以及区宣传部等一起来搭建。

我认为具体操作比较简单：文联可以画一张“艺术菜单”排片表。之前先做一下调查，第一步是社区里有多少需求量，哪个社区有哪些场馆。我们文联有那么多协会，唱歌跳舞，翻跟斗顶盘子，那么多艺人，多少资源可以配置。通过协会在这个“艺术菜单”上认购，再由各个区协调，比如1月在长宁表演，2月在闸北展览。也可以从浅入深，分期分层去引导居民。比如先为社区艺术中心主任作讲课，再面向居委会管文化的人员，然后再慢慢铺开，深入浅出讲述艺术的故事，引出百姓的兴趣。到社区后还可以利用明星效应，可以分类比如白领文化、市井文化，各种文化的不同形式都可以在社区内生存。

建这座“连心桥”有两个好处：一是社区文化提高了，居民不再只是打扑克搓麻将，也不再是表面化的一台京戏一场话剧。真正的高雅艺术进入后，整体社区人员的艺术修养将会提高。区里也不用再建美术馆办剧团，只要将市里的资源请些过来，加以利用发挥。第二，也改善了一批二线艺术家的生活，让他们在社会上二度产生自己应有的价值。真正达到艺术圈内的和谐，达到老百姓和艺术家的和谐。

艺术家要跳出圈子看社会问题

新报记者：艺术家常常富有个性，他们如何在大众文化中找到共性，进而传播、引导?

施大畏：文化发展繁荣，不仅仅是专业人士的事，更要提高整个社会的国民素质;专业人士也并非写一个好作品获了奖就是达到了目标，还要让百姓对你的好作品看得懂。这就要通过整体文化资源的配送，提升国民的艺术修养。

有人提出，艺术家太自傲，不太肯屈尊降贵来到大众身边。我说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认为艺术家是很真诚的，他们的高傲只是表象，内心世界是真诚的，因为他们与老百姓分不开。艺术家不是光要金钱的人，他们特别需要被尊重，要被认可被欣赏，因此不用担心“专家”不愿来到社区里。

画院曾经将有名无名的画家每人各一幅作品去作巡回展览，在复旦、同济大学和一些社区的效果相当好，既没有损失艺术家的尊严，也得到似乎不大懂画市民的关注。再讲得大一些，国家领导也希望通过文化素质的提高，让随地吐痰者少点、乱穿马路的人少点，等等，这样国民素质的真正提高，这才是最终目标。

文化发展繁荣是整个社会的事。因为文化的概念不仅是艺术，更是大文化概念。一个社会中，从最小事到最大事都有文化，那是渗透在灵魂中的事。而我们艺术家，就是将文化具体到一张画、一本书、一种表现手法来呈现给广大百姓。

我是文艺界的政协委员，我的身份是搞专业的，但到了政协后我不能只讲文化界的事，更要关注社会的事。这样，政协委员履行的职能就能放大就比较宏观了。要跳出自己的圈子谈我所认识到的社会问题，要通过自己的专业，帮社会多做一些事情，才算履行了自己的职能。在我看来，文化人要跳出个性局限去思考共性问题，那样文化空间就会变得很大;我们要多做一些事，而不要光发牢骚，纠结在一些细小问题中。

艺术不能被金钱控制和垄断

新报记者：当下的艺术作品往往由市场价格来体现其价值，对于这方面的误区我们能做些什么?

施大畏：去年开“两会”，有人采访我时提问，吴冠中的作品拍出两千万，您怎么看?我反问他，如果吴冠中的画一分钱没有拍出，或者只卖出了两百万，那还算不算是好画?我会说肯定是好画!因为我懂画。吴冠中的画即使只拍出两元钱，也是好画，因为他是里程碑，有划时代意义，显现了中西交融的成果。而现在，因为市场价格拍出了两千万，所以每个人都觉得他好，但是好在哪里能说得出吗?如果大家都能回答了，那么我们的文化问题就解决了。另外一个问题是，目前孩子的艺术教育也有着很大的误区。比如美术教育不光是技术教育，它不仅要孩子学会画，更应学会欣赏美。

拿这次2011年毕加索大展来说，在商人眼中，主办方、策展人谢定伟或许是失败了，因为他投入了4500万元，将62件毕加索真迹请到中国来，却没有赚到钱。但在我眼里，他是成功的!他的伟大之处就是将那么多钱投给百姓“看不懂”的东西，他让百姓有了一次享受，有了一次亲近高雅艺术的机会。前去观展的人或许多了一些思考，或许下一次能够多看懂一点了。不少人对艺术尚缺乏欣赏的能力，而这需要慢慢培养。

在我看来，即使你再有钱，在艺术标尺上都是平等的。要记住，金钱的标价不等同作品的质量。要通过不断的正确宣传，将金钱与艺术完整、公平地结合起来，这样的市场才能良性发展。所以我们要到社区去宣传，让老百姓渐渐都知道，艺术和市场是怎么回事，不要让真正的艺术被“束之高阁”。有了这种互动后，老百姓能读懂作品了，“三俗”自然会被抵制。如果我们不去占领这个市场，“三俗”就会侵入老百姓的心灵。

当下而言，我们世俗、娱乐的东西太多。周立波要有，余秋雨也要有。面对百姓时，周立波可以通过他的聪明，引导人们思考社会问题，或者说，通过比较草根的智慧，变成了不起的睿智。周立波与余秋雨要共存。

文化需要灌输和引导

新报记者：文化产业如何做大?推手是什么?

施大畏：近年来，电影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成功案例。他们的体制改革让电影真正成为了一项产业，有制作人制度，有公司制度。然而，也给拍电影的带来了相当大的挑战拍片子必须要赚钱，否则亏的是自己，这肯定会激发“自觉”。另外，电影的需求量正在增长，现在不少百姓是有文化的，他们看电影是一种享受，是生活的一种需求。等到看一部电影成了广大人们的“自觉”，这个产业就做大了。将文化和市场很好结合，有了收益，百姓也享受到了，就是良性循环。如果电影太低俗就会没票房，即使说得再好也没人看。有些电影虽然小成本投入，但它让人有共鸣，就能被接受。如果没有竞争机制，是做不好事情的。

在我看来，不用再大力宣传低价票、免费票了，因为当下的文化不再是扶贫，文化繁荣发展的对象不仅仅是目不识丁的人，不仅仅是农民工，还有知识分子、白领，甚至科学家。我认为，文化需要灌输和引导，扶贫不是文化的唯一操作方法。放眼看看，现在的老百姓对文化越来越有了自觉，他们喜欢看一场话剧、一次展览，不会因为买不起一张票而不去。关键是我们的文化表演要贴近生活，要讲大家心中的故事。

反观艺术家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对生活的体验少了。虽然进入网络时代，但创作还是需要生活的体验。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生活，阿姨伯伯、白领蓝领都是活生生的身边人。

或许艺术家在与社区文化结合中就能发现生活的乐趣和激情，点点滴滴有了体会，重新焕发出青春，激发新的创作灵感。

现在，政策宽松了，政府投入多了，对艺术重视了。艺术家就要反思，那么多投入后如何回报社会?我认为政府现在该关心的，是艺术家与社会的结合度。政府应该要求艺术家有责任心，自觉去传播知识给百姓。画家画一张画是自觉，告诉老百姓画中故事也应自觉。文化人的自觉，除了走出去体验生活，更重要是传递心中的故事，让百姓获得真善美的良知。

文化发展繁荣不能在空中开炮，我们要做落地步兵，让专业家们的艺术享受成为大众的诗意生活，让我们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群众一起来为建设文化强国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