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巴黎赛努奇亚洲博物馆

法国尼斯亚洲博物馆

在文化交流中，公众的了解和热情会影响到交流。中国人比较好学，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接受的程度要远远高于法国人。所以，在以公众为支撑的文化交往过程中，中国对于法国艺术所表现出的热情，要远远高于法国的公众以及法国的社会需求。因此，从文化自身到相关的各个方面来看这种逆差，是由多方面所构成的一个复杂的问题。从基础的文化问题到发展的现状以及100年来的交往所形成的格局，到如今也和国家的开放程度有关。显然，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社会需求，也就不存在逆差的问题。因为中国的高度开放，不管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既有的政府的推动，又有着公众的热情。因此，开放程度要远远高于人们的想象。在这种开放的文化格局中，对于法国艺术的理解、认识以及喜好的程度，都决定了逆差的客观存在。而从“走出去”来看，我们的走出去有着国家的鼓励和支持。为了弘扬中国文化，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呼应国家战略。这几年确实有一些到法国的展览，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而法国的各级博物馆并没有“走出去”的热情，像卢浮宫博物馆自己馆里的事情都做不完，他们哪会想到“走出去”。而他们已有的所谓的“走出去”，常常是因为资源的优势所带来的文化上的强势，通过在国际合作之中出借藏品而获得利益。对他们来说，出借藏品或出借展览，是获得博物馆运营经费的一种手段，是博物馆的自觉。因此，“走出去”从本质上来看是一种经济的行为，无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文化的弘扬则是顺便而已。那么，就有了罗丹博物馆等据有重要资源的博物馆与中国各级博物馆的合作，而近年来比较多的是埃及国家博物馆与中国许多省级博物馆合作的巡展，还有就是荷兰的梵高博物馆利用了藏品上的优势。如此来看，这种同样是“走出去”的差异所表现出的不平衡和不对称，实际上也表现出了造成逆差的内在动力上的不同。

毫无疑问，文化交往中的逆差是由文化主体来决定的。我们可以去努力减少这种逆差，但是，这种可能性以及程度都相当有限。在以往的中法文化交往中，基于像中法建交这样一个纪念的契机，曾经促成了中法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良好局面，也让中国的公众得到了交流带来的红利。然而，这种高等级和高品质的交流并不是一种常态。中法文化的交流如何用常态的方式来推展，并通过制度化来维系其长久性，需要政府去做工作，去努力；也需要多方面去协调社会资源，更重要的是发挥政府资源在化交流中的实际作用和影响。

在中美贸易因为逆差而形成国际纷争和贸易战的今天，来谈中法在文化交流上的逆差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虽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也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事例来说明，那就是位于卢浮宫周边建筑内与卢浮宫没有关系的所谓的“卢浮宫画廊”，实际上就是一个地下购物广场中的画廊，因临近的卢浮宫和卡鲁塞勒广场而得名“卢浮宫卡鲁塞勒画廊”。这几年通过掮客的鼓噪和操作，不仅消耗了很多中国艺术家的钱财，更重要的消费了很多中国人对于法国、对于卢浮宫的热情。为何对这样一个子虚乌有的名号而趋之若鹜，由此可以想象我们对于法国的迷恋，也可以看到这种逆差所反映的各方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