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无可争议的旗手，大卫无疑将学院派的审美原则推向了新的高峰。他是法国学院派画家维恩的弟子，在大革命期间，以表现爱国和英雄主义精神的作品超越了维恩擅长的优雅、柔情和冷峻的风格的作品。他的《马拉之死》完全是当代题材类，充满了写实主义的悲剧性力量。这幅画描绘的是激进的革命记者让-保罗·马拉在浴池里浸泡时被吉伦特派的夏洛特·科迪刺杀后的情景。背景上几乎空无一物，凸现的就是雅各宾派的英雄本人遇害后的状态。与以往的许多作品不同，这幅画既不属于神话题材的故事，也没有显示国王或统治者生平中的辉煌时刻，而是对一个在当时的新闻媒体中被广泛讨论的事件主人翁的反映，其中既有强烈的戏剧性的渲染，也有对革命者（也是友人）作为殉道者的追念和敬意。尽管大卫的《拿破仑镇静驾驭烈马横越阿尔卑斯山》《拿破仑加冕典礼》和《拿破仑皇帝在杜伊勒里宫的书房里》等都含有御用画家的意图，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大卫的这些作品都是与当代人物有关的。大卫对当代题材的描绘对后来的学院派画家不能不产生影响。譬如，泰奥多尔·籍里柯的《梅杜莎之筏》就是一个杰出的例子。这是一件大尺幅的油画，描绘了从法国驶向塞内加尔的法国商船“梅杜莎号”失事后的戏剧性结果，展示了救生筏上的一些幸存者，经过几天的海上漂流和挣扎，终于看到了远处那艘将拯救他们的船……

安格尔是另一位新古典主义的重要代表。他尽管与后来也成为美术院院士的德拉克洛瓦成为对立面，可是，他并不直接等同于反动的、保守的代表。相反，他的肖像画是一个时代的写照，具有强烈的当代色彩。连印象派的德加都对他敬仰有加，并声称安格尔让他对线条的重要性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安格尔本人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尤其是拉斐尔）的体悟最令人敬佩。更为重要的是，他并非只得到拉斐尔的那种仿佛神性的优美，而且，可以在宗教以外的题材（如东方题材）上淋漓尽致地实现新古典主义的创新。著名的《大宫女》一画就是一种在美的形式上的大胆尝试：他应拿破仑的妹妹（那不勒斯王国王后）卡罗琳·波拿巴的委托，描绘了土耳其后宫里的一名裸体女性。因为拿破仑帝国的分崩离析，此画没有进入委托人的收藏中。为了凸显该宫女肉感、妩媚的特点，安格尔为其添加了脊椎的关节，也就是说，宫女的脊柱被刻意拉长（一说加了“五节椎骨”），从而让骨盆及下背部的部位显得修长。宫女的手臂也有经过独特的处理，呈现出那种被拉长而且粗细均匀的形态，这样就与脊柱和腰身有了奇妙的呼应，为形象平添了优雅和美感。如今，安格尔的大胆形式探索已经成为了经典本身，这也体现他不逊于文艺复兴时代艺术家的审美水准。

昔日荣光被定格在历史坐标上，成为一种可回望、借鉴和反思的对象

从19世纪上半叶起，学院派（尤其是新古典主义艺术）就遭到了来自浪漫主义艺术家的严峻挑战。虽然浪漫主义的代表画家德拉克洛瓦在死对头安格尔的阻挠下，经历了六次落选后才得以进入法兰西美术学院，但是，像罗丹、毕加索、马蒂斯这样一些20世纪最引人注目的艺术家却都没有机会当选为法兰西美术学院的院士。它的遴选制度的保守尺度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