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出的青铜器“曾大保盆”上的铭文

据容庚先生的女儿容璞此前接受采访时回忆，她父亲的收藏主要开始于就职燕京大学教授之后，而资金来源，则全部来自父亲每月的薪水。“父亲不是大资本家，身家也不丰厚，他的收藏全靠薪水。发薪后父亲总会拿出一半来收购藏品，另一半则交给我母亲当家。每次到了要交学费时，父亲都要变卖他的藏书换成金条支付。”容璞说。

容璞讲述她幼时睡的床是父亲放置青铜器藏品的大木箱铺上床板改造而成，她的床价值连城。“每当有客来时，我们就要帮助搬走床褥床板，才能把青铜器拿出展示，这也是我接触古铜器的一种方式。”容璞表示。

容庚专注收藏，除却爱好之外，更是其拳拳爱国之情的体现。在那个国力不济的动荡年代，大量珍贵文物往往流入了资力丰足的外国人手中，而导致国宝流失海外。“容庚先生之所以要收藏和研究古青铜器，就是要为中国人争气。”容庚弟子、中山大学教授曾宪通曾表示。在编著《商周彝器通考》时正值抗战时期，容庚日夜伏案研究写作，就是想凭借自己的努力，逐渐改变当时先秦铜器研究话语权由日本学者掌握的局面。

据广州日报报道，根据容庚先生向广博捐献青铜器的清册，可知1956年的4月25日和6月30日，分两次捐了古铜器藏品共计95件。当中包含元代、宋代器物各1件，汉代器物5件，未详年代器物1件，商周器物87件，当中仅一级品就达9件之多，其价值之高，世所罕见。尤为可贵的是，在我国近代以来古铜器的私人收藏中，这是少有的得到了“有系统地完整保存”的个人收藏品。与之相近时期的多数重要个人收藏，在清末到民国时期的社会动荡中，基本都已打散，“其中大部分藏品已流出国门，成为欧美国家有关中国青铜器艺术收藏的主体”，或者“重新组合”，难觅旧貌了。

展览的第一部分“吉金有声 记名载史”即是以容庚先生捐献广州博物馆的商周青铜器为主，甄选越王剑、曾大保铜盆、息伯铜卣等珍贵有铭之器，展示商周时期铭文的行文规范、主要用途和重要历史价值。

澎湃新闻此前曾撰文介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容庚在燕大的一大重大贡献就是为燕京大学搜集古物。1929年1月12日，容庚建议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考古研究室，搜集古物。容庚为燕大购买青铜器等古物，看起来当然是为燕大服务，其实也是对燕大的回报。1928年4月前，容庚虽然有购买书籍碑拓等古物的习惯，对青铜器以及甲骨也很感兴趣，可是因为囊中羞涩，只能望洋兴叹。1928年4月28日，他开始购买青铜器。这天的日记记载：“余向不入古玩铺之门，以囊中着涩，爱而不能得，徒系人思也。今辰会计主任范天祥约往古玩铺买古钱，先到琉璃厂访古奇，为购汉镜及古刀布十数枚，价二十元，因事他去，余与明义士到尊古斋，购得一易兒鼎，价五十元。又一三羊镜、一得志小玺，价八元”；“易兒鼎，《西清古鉴》箸录，余第一次购古器，乃廉价得此，殊自幸也。鼎盖后配，尚合式，《古鉴》无之。三羊镜铭：‘三羊作竟大毋伤兮。’文字花纹、色泽均佳。”（151—152页）这篇日记，把容庚收藏青铜器的原委以及第一次收获的欣喜，都写得清清楚楚。而其此时出手收藏青铜器的关键在于燕大待遇丰厚，使得容庚有财力支撑这项爱好。

容庚先生收藏的青铜器中，最负盛名的，是一件错金工艺的最早期实物——春秋中期晋国大夫栾书所铸的“栾书缶”。（现藏北京历史博物馆）。错金铜器，以兵器居多，而铭文字数较少。“栾书缶”不仅是铜器所书的上乘，而且缶之器铭盖铭中共有48字之多。故容老对此器绝为珍爱。

广州博物馆展出的一把二千多年前的越王剑出土于陕西，剑格左右侧皆以鸟虫书体铸刻“王戉”二字，两面共八字，剑色为水银古，时至如今，依然锋利，削铁如泥。剑脊含铜量较多，韧性好，不易折断；刃部含锡高，硬度强，可见其性能优异，锻造技术优良，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