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格里姆彻（Marc Glimcher），佩斯画廊总裁

是去中东的那次旅行中吗？还是阿琳·舍切特（Arlene Shechet）在纽约展览的开幕酒会上？应该不是洛杉矶弗里兹艺博会（Frieze LA）…

大家不断问我是在哪里感染了冠状病毒。答案是：我不知道。

我所知道的是，3月4日星期三，我开始感到不适。没什么特别令人警觉的。就是发冷、咳嗽、全身酸痛。

那是一个月前发生的，但是现在感觉恍若隔世。

第二天晚上，我打电话给朱利安·施纳贝尔（Julian Schnabel）告诉他，我不能参加为他筹备了将近一年的展览的开幕。他当然理解，但是当他说：“我觉得现在你要是来开幕，然后感染所有人，就真是疯狂了。”在我看来，是他反应过度了。

我那天躺在床上，发烧到102华氏度（38.9摄氏度），伴随着发冷和出汗，一阵阵的咳嗽、胸口的灼热感和压迫感让我不得安睡。对我而言，最令人惊讶的是身上的疼痛感，尤其是上背部的肌肉痉挛引起的刺痛。我被困在床上，接到画廊部门负责人的电话，随着我的情况变糟，他们开始考虑应急方案。

我的妻子费尔法克斯（Fairfax）的反应比我快。我对自我隔离的认知大概就是躺在壁橱里，脚伸在柜门外。费尔法克斯让我回到床上（几天后我们才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星期五下午，她让一名身着全套个人防护装备的医生来到公寓并对我进行了流感测试，结果呈阴性。到星期一，我们无畏的医生（谢谢你们，哈桑博士和什拉因博士）获得了一些宝贵的Covid-19测试，为我们所有人（费尔法克斯、我，和我们20个月大的儿子）做了擦拭取样。

到周中，我们所有人都开始感觉好些了。我儿子一天晚上发烧到99华氏度（37.2摄氏度），但很快就好了并且没有其它症状。幸好我较大的孩子们与他们的母亲安全地呆在布鲁克林的公寓中，似乎病毒只留在了费尔法克斯和我在曼哈顿的公寓里。

那时，我开始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在病毒如何影响画廊的事务上了——我们原本计划在纽约拍卖周之前举办一个专门呈现马龙收藏（Marron Collection）的展览，现在变得不可能了，其它计划中的展览、表演和项目看起来也不确定。在病床上，我为团队做出了艰难的决定。同时，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国家陷入一系列混乱和失误的境地，我们被关在门内，等待似乎永远也不会出现的测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