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英凭借过人的画艺，一生为诸多委托者和藏家画画，如陈官、周凤来、吴俦、项元汴、项元淇等，其中一项事务就是为藏家临摹古画。陈继儒《眉公书画史》记载，他在嘉兴项梦原处见到仇英仿宋人花鸟山水画册一百幅，这些很可能是项元汴（项梦原叔父）委托制作的。今天在上海博物馆的收藏中，尚有一组传为仇英摹制的宋画小品，上面钤有项元汴的印章，或许就出自那一百幅。其中《明妃出塞》一页的图式与仇英《人物故事图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的同名作品几乎一致，印证了仇英保留前人粉本的记载。据一些学者研究，仇英自身的创作就得益于临古和粉本,《汉宫春晓图》中的元素皆有来历，是对古画底本的重组和改易。对职业画家来说，粉本是行业手册，也是他们进入绘画传统的敲门砖。

当然，仇英在入古出新上有非凡的创造力，因而能超越一般的职业画家，在明末清初与沈周、文徵明、唐寅一道被列为吴门四家。仇英的《募驴图》（弗利尔美术馆藏）是记录吴门文人为朱存理众筹买驴的故事，白描线条轻快而灵动，其表现手法和李公麟《五马图》无异，可见仇英的拟古功力。他的青绿山水也非只是复刻李思训、李昭道、赵伯骕、赵伯驹，而是融合水墨的皴法，增添了文人画的雅致趣味，这是仇英的成功所在。

我们在仇英身上还能发现更多的职业画家痕迹，比如他能掌握多种风格和技能。仇英的《柳下眠琴图》（上海博物馆藏）用笔淋漓酣畅，显示了他与浙派风格的联系。《人物故事图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的《品古图》则可能受到南京画家杜堇的影响。仇英身上的复杂性不难理解——摹古、画稿与改易，地域之间的风格影响，职业画家与文人趣味等，很大程度上是江南的艺术市场和多元需求所致，这些问题根植于“吴门”这个复杂的地方画家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