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职业艺术家的仇英，长期得不到文化精英的关注，文献中对其画的品评远多于生平记载

近年来，仇英孤本信札的出现，使我们对这位职业艺术家有了些感性的认识。这封信札写给顾从礼（号小川），札尾提到的方壶是其弟弟顾从德，原札题签作“仇十洲致陈苇川书”有误。信中主要涉及几件事：顾从礼多次委托仇英画画，仇氏交代，如有他委，不要转托西池，两人虽是亲谊，但私情不合；顾从礼的父亲顾定芳是太医，所以仇英拜求药丸和《素问》一簿；顾从德有惠银之举，仇英托顾从礼转达谢意。如此看来，仇英和顾氏兄弟之间，不像是简单的委托或雇佣关系。我们从中还能读出两点信息，一是仇英虽不善书，但有基本的水准，而结字的姿态与文嘉相近，二是信中措辞多是书仪套话，仇英的文化层次可见一斑。信札在当下的艺术社会史研究中举足轻重，它有效还原了艺术家生涯的真实面目，弥补了诗文集、墓铭、笔记等文献的不足。香港近墨堂收藏的王穉登信札还提到，仇英的儿子“大有萁裘”，继承了父亲的画艺，而女婿王伯材善镌刻，王穉登介绍他们去为屠隆刻书。这些人皆艺匠者流，所以长期得不到文化精英的关注。

仇英的命运稍好些，他画艺超卓，为时人所贵，然而文献中对其画的品评远多于生平记载。王穉登《吴郡丹青志》将其列为能品，曰：“画师周臣而格力不逮，特工临摹，粉图黄纸，落笔乱真。至于发翠豪金，丝丹缕素，精丽艳逸，无惭古人。稍或改轴翻机，不免画蛇添足。”或许因为仇英的职业画家身份，王穉登的评价有些苛刻。当时一般人都对仇英的绘画技艺叹服，文徵明说：“见仇实父画，方是真画，使吾曹皆有愧色。”（缪曰藻《寓意录》卷四著录《仇实父后赤壁图文衡山后赤壁赋》陈继儒跋转引）而王世贞见了仇英为周凤来画的《上林图》后，直呼“绘事之绝境，艺林之胜事”（《艺苑卮言》附录四）。

晚明以来，仇英风格的青绿山水在苏州地区有广泛的影响力，深为市场所爱，只是这些作品多是以“假仇英”的面目出现，变乱了仇英的历史形象。李维桢说：“吴人仰二公（仇英、文徵明）手笔为衣食，真赝美恶之辨亦纷纷与兰亭不殊。”（《大泌山房集》卷一百三十三《书兰亭卷后》）这位职业画家的可怜之处正在于此——生平模糊，伪作泛滥，所以我们今天仍在寻找那个真实的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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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作品往往牵带出多种仿作、伪作，这是仇英绘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些版本粗精或有区别，水平也有高下，但都围绕着仇英，幻成或近或远的重影。

清代方濬颐《梦园书画录》中（1875年），记录所藏仇英画八件，包含：青绿山水长卷、乞巧图卷、白描耕织图卷、为王济之（鏊）先生画凤楼待命图卷、白描士女立轴、采莲图、仿古山水小幅、仇实父（英）文衡山（徵明）西厢传奇书画合册。

熟悉绘画史的读者看到这一清单，很快可以得到这样一些信息：这里的仇英，基本囊括了他名下常见的几种绘画类型，青绿的山水、精细的文学故事（乞巧、耕织、待命、采莲）、工笔白描士女，仿古的山水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