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8月，参与CETA项目的雕塑家David Seccombe在史泰登岛的创作

“不只是工资，它让人感觉到自己在做有意义的事，艺术家们充满热情，”罗谢尔·斯罗文（Rochelle Slovin）说道，她曾是CCF艺术家项目的主任，还创立了皇后区动态影像博物馆。“我们为许多艺术家未来的工作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并不是将自己看作公仆，而是在服务公众、也是服务自己的过程中找到了灵感。”

不同于WPA，CETA在1973至1980年间由各城市与县级的地方机构管理。这使其更易于管理，但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巨大的官僚负担随之而来。

“政府资助项目的复杂性在于，你不得不想方设法把方形的钉子嵌入圆形的孔里，尤其是那些独立合同人与阶段性有收入的人，”纽约艺术基金会（NYFA）前主席、CCF艺术家项目缔造者之一泰德·伯杰（Ted Berger）说道，“艺术家是最困难的一批工作者，他们拥有出色的技能，却很难被归入既有的范畴内。”

时任CCF会长的莎拉·加勒森（Sara Garretson）指出，这样对于细节的注意也有许多积极的结果。“在雇佣艺术家时，我们会首先考虑经验丰富的人与少数群体，在要求上，每位申请人每年的收入不能超过1万美元，”她说道，“考虑到艺术中的种族、性别与阶级的多样性，这个项目在很多方面都领先于它的时代。”

这些项目很好地分布在社区的各处。“我们需要通过城市评估委员会来进行安置，而委员会必须根据需求来分配资源，因此我们要确保将艺术家分配到纽约全部的五大行政区，而不只是曼哈顿，”加勒森说道。

例如，鲁普透露，在她参与CCF艺术家项目的两年内，她和一位昆虫学家合作，在曼哈顿自然历史博物馆策划了一场展览，又在布朗克斯区的Fashion Moda艺术空间担任了一次策展人，还在史泰登岛动物园建造了一件名为《动物和能量》的展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