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窃门、错字门、会所门、哥窑门、瞒报门……面对故宫“十重门”，公众对故宫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拷问：故宫深深深几许?面对信任危机，故宫如何关闭内部漏洞之门?日前，故宫新掌门人、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召开上任后的首次媒体座谈会，单霁翔强调，“防火、防盗、防踩踏、防突发事件永远是我们头上的紧箍咒，必须

警钟长鸣。对文物要有如履薄冰之感，在安全管理上不能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他补充说：“我们没有防记者这一条，欢迎每一位记者。”

按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但去年一年，就在北京故宫里，几乎平均每个月总要出点乱子，那些“全民所有”的宝贝没人疼，实在让公众很难放心得下。好在，这一次，故宫终于与公众想到了一起，的确，故宫自然需要防火、防盗、防踩踏、防突发事件，但唯独不能防记者，故宫也可以关上各种门，却就是不能关上监督之门，用单霁翔的话说，一定要“做到问计于民，问需于民”。

此前，就有调查显示，超过六成受访者支持国家文物保护要接受公众监督。事实一再证明，文物的真正保护者，其实是公众。文物保护，离不开公众的全程监督。在这个时代，因为难以抵御的利益诱惑，在许多地方，文物保护多少变了味，有关部门绞尽脑汁开发文物、消费文物，而丧失了文物保护的道德和法律底线，无视文物保护单位公共属性的做法，使得“防记者”的同时，也将公众监督排除在外。

故宫终归是这个商业时代里，我们所拥有的一处精神和文化的栖所，是公共文化传承的一座中继站，故宫的公共属性，也决定了对它的保护必须是透明、开放的。如果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那么，就能够理解，所谓“防火防盗不防记者”的表态正是这种文化气度的体现，对于记者的开放，即是对公众的开放。正如单霁翔所言：“舆论监督可以及时帮助我们发现和纠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会创造良好的条件，主动增强故宫工作的透明性、公开性，让社会更多地了解故宫。”

那么，如何创造这种监督条件?首先，是开放。开放所有应该且可以开放的殿宇，就是要兑现“把红墙内的殿宇还给观众”的承诺，由此而言，故宫开放面积将来必须有所增加，据报道，未来故宫对公众开放面积将占76%，这其实都只能说是一个必须说到做到的底线承诺。只有一个开放的故宫才不需要防记者，一个开放的故宫，才不需要对公众遮遮掩掩。

其次，是公开。藏品公开，财务公开。曾有媒体报道，去年故宫进行了一次藏品清理工作，藏品数量由此前的90多万件大幅度升至180万件。越查越多，难免让人生疑，故宫到底有多少件藏品?需要提及的是，筹划编制中的《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总目》、《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据说要通过电子本和纸质本两种形式向社会公开，却至今不见下文。也同样在去年，北大三博士向财政部申请公开故宫收支信息。

所以，没有开放与公开，故宫的公共属性将大打折扣，那么，故宫就只能是“他们”的故宫，“他们”的故宫就免不了会闹丑闻、出笑话，而“我们”却可能一概不知，甚或除了生闷气却毫无办法，关键就在于，“我们”其实无法置身事外，因为公众对于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受益权。可以说，于故宫而言，走出信任危机之时，与创造条件让公众监督，将是一个同步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