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本来起源于文化。早在石器时代，人类就把漂亮的石头、贝壳、野生动物的骨牙、皮毛或羽毛、野生植物的果核等，作为装饰品收藏起来。这意味着人类的原始审美意识的萌芽，是人类最早的精神生活的体现。

当商品交换产生的时候，人类的收藏品也逐步成为商品。当商品交换进入到以固定等价物为媒介的商品交换的时候，原来作为贝壳的收藏品竟成为人类最早的货币（贝币）。

杜甫高度赞美的“大邑烧瓷”，至今还被许多收藏者误认为是邢窑白瓷甚至是赝品

可见，收藏活动既是文化活动，天生具有文化属性，同时，也具有商品属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藏活动蓬勃发展，这对于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相当多的收藏者，只重视收藏品这种特殊商品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所带来的价值增值功能，却忽视了收藏品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属性。

这种倾向最突出的具体表现是：哪种收藏品能赚钱就收藏哪种收藏品。以瓷器收藏为例，长期以来，瓷器爱好者普遍认知的唐宋著名窑口的瓷器，如河南唐三彩、邢窑白瓷、越窑“秘色瓷”，宋代“官哥汝定钧”和耀州窑瓷器、建窑、吉州窑茶盏，以及历朝历代的景德镇官窑瓷器，收藏者们简直是趋之若鹜，追逐不停，上述窑口的瓷器品种，价格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同时，上述瓷器品种，拥有者不轻易出让，需求者一件难求，于是乎，赝品或仿制品充斥市场，这就极大地遏制了古玩艺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

其实，中国从商代起始的瓷器史，长达数千年，全国各地窑口成千上万，许多地方生产的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瓷器，也十分具有收藏意义。

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瓷器工匠普遍是面向广大消费者市场进行生产的，大多数产品用今天收藏的行话来说是：普品。

诸不知，整部中国陶瓷史告诉我们：在任何时期，全国各地生产的瓷器均是“精者甚精，粗者甚粗”。这是由消费者的不同消费能力所决定的。

在古代凡是由官营手工业体制掌控下生产的供皇室和王公贵族、大官僚享用的“御制”或官窑瓷器，对原材料、制作技术、工艺流程等要求都非常高，其成品率低，产量不大，价格高昂，且为官府所垄断，并非一般人所能拥有。即使是民间“不差钱”的“款爷”也是极难获得的。

例如，唐代大诗人杜甫出身于官宦世家，在他的亲戚朋友、同僚同事中，身居高位者众，他本人在朝廷曾任左拾遗的职务，还为皇妃作过碑文，名声显赫。在蓉期间，他与各级地方高官也颇有交往，想得一件“大邑烧瓷”也得到韦少府处去“乞”，“乞”到手后竟发出了“急送茅斋也可怜”的感慨来。

由此足见，“大邑烧瓷”在唐代就已经是珍稀之物，应该属于官营手工艺管理体制下生产的“贡品”。

行文至此，笔者建议陶瓷收藏爱好者，在收藏上不要跟风逐利，要放眼全国甚至全世界，高度重视收藏品的文化属性，着重从陶瓷的美学价值、工艺价值、人文价值和稀缺性等方面搞收藏。只有这样，才不会在藏品的价值上被“套牢”，才能在获得精神享受的同时，发挥藏品保值增值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