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两会的艺术代表不知道有没有把艺术界真实的一面反馈上去,如果有当然好,如果没有我想多说几句。在提倡文化大发展,背后也隐含着大选择的节点,隐瞒文化基础现实,则可以作为现在不是一个好代表的标志,我不能确定代表们有没有能力释放出文化大发展背后的新信息,而不只是简单的文化造势和文件任务性的指标完成。今年号称是一个中国文化像纵深方向发展的关键节点,我觉得在很多方面的信息理解来看,代表们有必要抛弃原有的思维惯性和小心翼翼的意识形态的人为障碍,不防给自己设立的话语空间拉回到真实的内心世界里,而不是继续玩假把式。艺术家群体都是明眼人,大家都不喜欢演戏,都很敏感,都真心的为这个社会好——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当社当真实了,他们也真实了;当社会不真实了,他们也只能如实的反应真实,有时候甚至是不知悔改,只因为他们这个职业的基本要求,有些人就是不懂,所以才有很多冲突和纠结,当然也有更多的时候是观望,互相揣摩,甚至人为的边缘化,因此艺术家的意见与作用早已被淡化已久,然后突然有一天被告知,文化发展的大阀门被打开,而艺术家却显得如此的身单力薄,这个群体的地位被处置于如此的尴尬背景中——不知道艺术代表们有没有看出来?!希望代表们找出当下文化发展态势上的盲区!
艺术家只分两种,一种是艺术家,另一种是中国的艺术家。而中国的艺术家大概又能分两种,一种是体制内的,一种是体制外的。问题是体制内的似乎在话语权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但是要强调的是相对艺术创新的本质性而言,这只是一种“过去式”状态。现在的语境是放在文化需要创新的环境里,因此体制的艺术家需要拿出更像样的东西来,才能有资格维护他们天然受保护的条件,如果没有的话,这部分艺术家存在就没有意义。谈创新首先是应该针对这个范畴里的艺术家,如果这部分群体都不能做到,又何来体制内的艺术家之说。至少两会艺术代表一定还不习惯在公共场合说,他们是寄生虫,还不无法对他们喊出:该给你们断奶了!两会是一个集中发言的平台,我的理解是等于给艺术群体未来送出一个具有相对指导性的“礼包”,但是如果拿捏的不好可能,这些“礼包”就会起到反效果,每年艺术代表们都要扔出不少“礼包”,比如去年的艺术区拆迁问题,显然这个“礼包”并不是有“礼”,该拆迁的还是被拆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一个临界点上的文化时刻,真实的声音比现实的发言秀要重要和紧迫的多。当这个社会已经习惯听不进艺术家的合理意见时,可能意味着传统的偏见值已经远远超过PM2.5,而整个文化要求创新,这又是如何的悖论?艺术家只不过就像指出皇帝新装那个小孩——这个艺术代表们你们懂的!
我不知道艺术代表们是否还是带着原来的老思维上会,如果真那样,那么一定会造成新一轮文化大繁荣道路的阻力,这不是风凉话,是基于社会现实造成的文化困境,足以引起我们的代表高度重视,并理解被不断恶化的现实。比如我们在电影上的传统价值和观念,已经完全偏离今年奥斯卡电影——《艺术家》那样能够创造出艺术创新价值的土壤,而进入了一种被商业彻底恶俗化的深渊,比如《金陵十三衩》,比如《三枪拍案惊奇》,比如《无极》,比如《非诚勿扰》等等烂片层出不穷;电视剧更是惨不忍睹,宫廷、碟战和穿越剧构成的主旋律,让观众胃口直倒;而文学界,近些年更是少有能够打动读者的作品,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则常常被读者所不待见。而音乐界则仍然在春晚的造星老旧舞台里旋转,连被美国《时代周刊》认为草民民主时代到来的“超级女声”节目都需要有一届没一届的打插边球,而更多的娱乐节目被一道限娱令限死,也限得观众一头雾水。而艺术界则分成两种成色,传统这一块更多的是一潭死水,或者是锦上添花,歌舞升平时它可以瞒天过海,但是现在的文化情势,显然不合时宜,但是和谐之音过多,可能文化就不能太平安,这是老宗族“物极必反”的文化精髓,可惜在实际的运用中我们全都忘记了吧?!把传统抓在手里的艺术家就应该承担激活与创新传统的责任,而不是拿着传统的尸体而魂不附体,但是现实你懂的!而当代艺术家过多的排遣在体制之外,在很小的通道里,要充分打开这部分群体的创造力也是非常难的,当然创新与创造力,正是这部分艺术家存活下来的核心竞争力。只不过,社会原先还没有完全接纳这部分不把“有奶就是娘”当做古训的艺术家,所以他们一路也是踉踉跄跄:一是没有体制的保障,二是没有正常的收入,所以最后只能依赖于市场这条华山路,如果市场风吹草动,那么这部分艺术家就面临很大的生存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圆明园时期的艺术群体挣扎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以致后来连续产生一批符号化的艺术,都是有导入卖画为先的策划在前头作祟。因此,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被无形的东西搅拌,都有不如意的一面。这就需要我们追溯造成文化上无法更大迈进的原因,从而打破局面,实现能够支撑文化创造力的着力点,而不应当束缚在人为的传统世界和传统观念界面里。
我们不需要艺术代表们夸张的发言,也不需要赏心悦目的编故事,更不需要像微博上陈光标的雷锋装扮秀,只需要如实的提问和回答我们的真实处境,才有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核心推动力,才能把文化的价值观重塑起来,成为一种具有建设性的共识。当然这个想法可能已经过于理想,问题在理想还不太可能着陆的时候,我们需要代表们能够为了艺术家群体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利益,还原一些常识性的问题——这样可能会增大我们自己文化具有真正价值的一面。社会现实问题已经到了可以抹去道德底线和去精神的空心状现状,各种问题各种矫情各种病态的东西都出现了:我们有奶不能喝,有老人摔倒不能扶,有雷锋不能学,有孩子不能教育好,有法不能依,以及个个女子以脱衣为上位,个个教授以抄袭为学术为荣,个个商人以追逐暴利为己任等等光怪陆离,于是再谈文化价值观,再谈文化理念,再谈文化创新都可能犹如耳边风吹过。这就是代表们必须承认的文化土壤,而不是集体开会般的造梦境,也不是玩一场经典的穿越,不是举办一场体量超大的文化晚会,更不是造2到3个世界规模性的艺术集聚区就能让人们的文化生活美好起来的。如果,过去是一种文化假的阶段过多,那么这一定意味着一个求真,求本的阶段要到来;如果过去是一种文化之伪的阶段,那么这一定意味着一个去魅阶段的要到来;如果,过去是一种文化不务实的阶段,那么这一定意味着一个必须以行动见效的阶段要到来。
我不知道艺术代表们是否有看到更多的艺术家思考在“水深火热”的艺术状态当下,他们对文化现状的焦虑感,代表们是否思考这个现状真实的背后?是否确认了现阶段文化价值观的模糊。我所理解的倡导文化新生活的内涵,绝不是造成人们内心普遍紧张,也绝不是造成人们情感普遍冷漠,更不是造成人们精神空洞。文化大繁荣一定不是一个口号,那应该是一个包含更具体的思维转变在里面;也一定不是一种老式的规定动作,那应该是一个需要放大多元化的包容态度在里面;也一定不是隔靴挠痒,那应该是一个需要形成文化创新势能的动力合成在里面。
艺术代表“能说些什么”?这个问题他们本能的回应应该是“不能说些什么”,但是,我的理解是,“没有什么不能说的”,应该真接近当下社会文化的现状。这就是今天面对发生变化的文化环境,代表们应该应用手中的代表权力,为文化上的“没有什么不能说的”赢得绝对机会空间,而不是人为的思维屏蔽,以致我们在文化上大繁荣阶段,将无法释放出更加人性化的需求出来,以致让自身成为束缚力,而不是成为挑起更大可能性的因子,以致将错过一次调整与提升这个行业新的方向的可能。
在现阶段,“文化大繁荣”只是一个刚刚被切开的口子,如何大挖掘,大调整,大运作,这就是包括艺术代表在内的各方各界人士需要智慧大整合和细节深入的事——做得好就是代表文化的明天,做不好就是今天文化困境现状的延续。我唯一担心的是艺术代表不够专心,担心他们不说艺术和文化,而是大谈仓井空似的市场机制。而艺术代表们应该比其他代表更敢说更能说,才能对得起“艺术”这两个字的头衔吧——但愿这只是我后半夜的胡思乱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