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学的研究目的：

天地万物人为贵，人也是最具灵性和情感的，这种灵性感性可以使人与人之间产生共鸣。比如在欣赏美术或聆听音乐时，优秀的作品总是会给人一种视觉的冲击力和心灵上的震撼，那是因为艺术家们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艺术形式、向人们展示着一种美学的魅力，人们在被感染、被共鸣的过程中，从精神层面获取美的感受，在这种健康的互动中体现着高雅的艺术情趣。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当人能够了解自己的人性、物性的美，也就可以知一般人的人性、物性美，如果天地人可以组成整体的一种人文关怀，再将人文精神以四个纬度展开，那么它就可以形成一个宏观面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境界。

目前经济的全球化所带来的艺术商品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使包括中国画的美学价值具有更加深远的影响。人们对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关注，例如学习国学、欣赏书画展览、民族乐曲、文物鉴赏、了解民俗风情等。特别是中国绘画艺术，它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越来越受到收藏家和更多人们的热爱。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学艺术传统，中国画的美学法则赋予画面的艺术境界以及内涵，与观念文化一样，是有形可见的传统文化遗产，我们珍惜并研究它。从而形成一种对中国艺术文化具有独特解释力的中国美学，同时也会推动着美术创作与更多人欣赏水平的提高。

二、中国画传统美学思想渊源

中国绘画具有悠久的历史，远在文字未形成之前就有了绘画的萌芽。史前文化及整个中国文化的灿烂历史都与绘画息息相关。中国人物画从晚周至汉魏，六朝渐趋成就。山水、花鸟至隋唐已形成独立的画科。五代，两宋流派竟出，水墨画盛行，山水画蔚然成为大科。文人画唐代兴起，宋代已发展至元代大兴，画风趋向写意；明清和近代既有发展并且日益侧重意达畅神。在魏晋南北朝、唐代和明清等时期，先后受到佛教绘画艺术及西方艺术的影响。以上叙述略知，中国绘画发展史是文化史重要内容之一。了解与认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才能厚古博今，对于研究国画美学价值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下面通过对中国画传统理论思想来理解美学，它有以下两个方面组成：即通过哲学思想基础来了解他的美学思想基础。

1、哲学思想基础

从战国到汉代，有很多社会学家都曾讨论过“形”与“神”的关系。庄子、荀子、王充等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荀子有“形具而神生”之说，庄子提出“形残而神全”之论，一个主张神形统一，一个主张神形可分，这里的“神”指人的生命精神。这两种观点，对后人都有很大的影响。两汉前期淮南王刘安主编的《淮南子》发展了庄子的思想，提出“君形”说，"神乃形之君”，《说山训》云“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之矣”这里说的“君形者”即“形之王”亦即心——神。这表明“神”的思想已经进入绘画领域，只是尚未直接运用“神”这个概念而已。在顾恺之后“神”作为绘画美术命题，泛指被描绘对象(人)的精神气质特征。审美观往往表现为对有限物象的超越，不受具体事物的局限，而是要伸向无限的想象空间。在审美观中，当捕捉到某种深远打动人心灵的刹那间，人们往往摆脱了概念，处于一种“忘言”“忘象”的境界。

2、美学思想基础

从顾恺之第一次提出“以形写神”的论述后，各个时代的画家都有关于“形”与“神”的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形写神”的问题，自古是中国画家和中国画创作实践的核心问题。在我国古代画论中，“形”是指对象的外部形态特征，它是具体的、可视的；“神”是指对象的精神气质，它是内在抽象的。形和神不仅是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又是相互对立的矛盾体，在形与神的关系中，神是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形则是依据。顾恺之的画论现存有三篇《论画》、《魏晋胜流画赞》和《画云台山记》。在这三篇画论中，明确地提出绘画重在传神、写神、通神。“传神”论的提出成了中国画不可动摇的审美传统。

谢赫的“六法论”出自他的《古画品录》的“序引”中的一部分。其中“气韵生动”尤为精华，最能体现中国绘画的精神，简单的说“气韵”指的是人的精神状态，人的形体中流露出一种风度仪姿，表现出人的情调、个性、尊卑以及美好的气质。“气韵”后来由本意中的人物精神状态扩大到山水，花鸟画中。无不把气韵作为第一要义外师造化”论通过主客观的结合，将画家的人格、气质心胸修养的体现，成为画家本心的写照。

三、“以神写形”论对长安画派乃至中国画的影响

长安画派是中国现代画派之一，建国初，长安画派创始人赵望云、石鲁、等一反清末民国年间中国画坛摹古不化之风大胆走向生活，进行写生创作，给当时较为死沉的中国画注入新的感觉，形成了西北特征的画风。石鲁是长安画派的一面旗帜，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对“以神写形”创作思维的继承。画面将西北荒凉、峻拔的自然景观与新时代革命浪漫主义的理论结合起来，将“我”的情感与“物”的精神融为一体，展现出一种旷达、深沉、雄伟、阳刚之美。石鲁在“以神写形”论中，对“神”的理解说：

“画贵全神，而神有我神他神，入他神者我化为物，入我神者物化为我，然合二为一则全矣。”

在这段话中所说的“我神”就是指画家的主观情感，“他神”就是指客观对象的精神，“我神”与“他神”的合二为一，就是绘画所贵有的“全神”，也就是说“以神写形”中的“神”。这个“神”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指客观对象通过形态反映出来的精神、气质、感情和个性，二是指客观对象反映到画家头脑中，主观上因此而产生的感情。这个“神”，不仅是客观对象表和内的统一，更重要的是客观对象和画家主观情感的统一，是画家情感、思想、气质、个性的表现。具体来说就是，画家用自己的心灵去体会、感悟客观对象的过程中，由于画家的思想、文化、个性的不同对客观对象所产生的情感也就不同，画家把这种情感通过对客观对象的描绘表现在画面中，这样，在画面中客观对象和我的情感就是相一致的、是统一的。是作者“心”的“物”化。

求得解决和统一相互矛盾的倾向——这是中国艺术美学现象的一条规律。在我国古代文化发展中，音乐是早期出现的艺术形态之一。“物感心动”的理论，在古人那里似乎还没有明确地做出关于“心”、“物”的界定、区分和解释。但都能较早得将“心”之动与“物”之感联系起来，将人的内部精神生活与外部的感触联系起来做美学思考，正如稽康在《琴赋》中所讲的音乐“假物以托心”。中国书画学也常引用汉代哲学家扬雄的名言“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这里，突出强调了音色与笔韵可以表现人的心理活动，见出人格的高低。在古典画论特别是在山水画论中可以说贯穿始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此后，唐代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命题，以及王履强调唯有听乐读诗，心灵才能与华山之美相协调的理论，一步步将艺术创造的“心物&rdquo统一关键引向深化。到了清初石涛那里，他的“一画论”主旨是要求获得艺术创造的高度自由，要获得艺术创造的高度自由，必须掌握“一画”这个总括艺术与自然、心与物的根本大法。石涛在他自己画幅题语中写道“奇情四出不可挡，山川物理分投降，或者抑，或者扬，造化任所之，吾亦乌(无)能量。”自信的描述了“心”掌握“物”，“物”随从“心”那种高度自由的精神状态。

“我神”和“他神”怎样才能达到统一呢？这个途径就是石鲁在画论中所说的“物我感应”后的“神交”。“神交”就是“我化为物，物生为我”的境界，它意味着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在审美的过程中，不是无动于衷，而是满怀激情地，积极能动的去感受客观事物，是审美主体内心世界洞察性的感悟活动与对象客体内心世界息息相遇，神交默会的，物我交融的，也就是说，对艺术现象认识者来说，艺术家的“我”是客观存在的“物”，用“我”之眼观“物”，借“物”之特点的描写而抒发“我”之情感。从而达到“我”和“物”的统一。

石鲁是一位既重视艺术实践创作，又重视艺术理论研究与探索的艺术家，它有着敏锐的形象思维和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有着对中国传统美学的深刻理解和对时代脉搏的正确把握，他有着对艺术超前的意识与预见，他的艺术理论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独创的思想精神，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索。

结论

中国画美学很讲究人与自然的亲和，这种亲和把个人的得失都融入到自然的状态。中国人讲“天人合一”这个哲学命题，实际上也反映在绘画始终非常重视人和自然的关系。中国画不仅不极端求新求异，而且思辨色彩及浓。要谈中国画，就应当从传统文化与当代这两个点来把握。只有首先把个人的感情融入时代精神和群体感情当中，然后有感而发，有真情实感物化而成的造型、笔墨，往往反而带有原始性。所以对当代文化的把握，对当代人生存状态的体验与认知，对一个画家而言显得非常重要。

中国画创作在20世纪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许多画家都在寻找自己方位。中国画的美学仍是需要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中国画立足中国文化语境，通过对中国画特有的造型和笔墨的探索性体验。中国画最本质的东西是境界的问题，目前有许多中国画比较注重视觉的力度或者形式上的探索，而缺少一种深度内涵的自然流露。所以作为画家应该静下心来，认真的去研究“意象”与“境界”，“个人经验”与“群体情感”的关系。中国画艺术的创作过程，是人的性灵尽情舒展的过程，在凝神专著、屏除杂念、调整气息吐纳的创作画面的过程中，给人一种美的感受。可以说绘画艺术用一种隐喻的形式传递人类的视觉经验，带给人们欣赏绘画作品的审美功能。使欣赏者与画家的美感交融互渗。

美学存在于社会和文化中，它是美学产生的条件。一个社会美学观念、审美差异性没有高低是非之分，它存在一种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启发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文化的美学它不属于普遍美学的分支，也不是某种普遍的美学原理实际的运用。一个民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审美观念和艺术传统，那么这个民族和文化的美学应该植根于这种审美观念和艺术传统，成为一个民族文化审美观念的理论表现。中国传统国画审美理论中，有着丰富的美学理论资源。只有研究各个时期中国画的精品，才能找到中国画美学的真正根基，来促进中国画的美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