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父母是华侨，我常关心华侨出身的政经文化名人，很是崇拜陈嘉庚先生，也比较崇拜华侨学者辜鸿铭，他的出生地与我父亲一样，都是马来西亚。

辜鸿铭出生在一个儒商家庭中，从小就接受国学教育，后来在英国拿了一个莎士比亚文学文凭，并在渐成欧洲思想哲学艺术中心的柏林取得了哲学学位。辜鸿铭虽精通九国语言，又成长在马来西亚，但是他还是醉心于自己祖国的五千年文学艺术，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辜鸿铭之所以在欧洲人眼里是个文化能人，是因为他把德国文化、英国文化、法国文化与东方文化进行比较，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他有西方哲学思想史的造诣，并把东西方文化进行了有益的对比尝试，他这种尝试是独创的。他把西方哲学和思想介绍给东方，又把中国古代四书五经名著翻译成英文和德文介绍给西方人，其中就有《论语》和《中庸》，他甚至留着辫子在北大用英语讲西方诗歌。

后来我在读到另外一位文化巨人陈寅恪的时候，竟看到是陈寅恪的爷爷把辜鸿铭推荐给慈禧，成了当时的外交大臣。

陈寅恪先生也是一个中国文化巨匠，在他身上有很多神秘的传说。据说，他掌握二十多种语言，但由于学习时间的紧迫，他在美国和德国留学期间，一个文凭也没有得到。用他的观点来解释是：“要学的门类太多了，不好把时间瞄准在拿毕业证书上。”

辜鸿铭和陈寅恪两个精通外语又在欧洲游学多年的学者，进行了多年学习和东西方文化思想史的比较之后，很是认为，中国许多思想文化艺术史的作品在当代依然有借鉴指导意义。

在东西方艺术发展史上，哲学家的思想对后代的艺术创作产生着巨大影响。哲学美学著作的诞生，对东西方文化艺术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影响西方艺术创造的思想家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荷兰的斯宾若莎；我们东方思想界和艺术界历来认为，老子和庄子的道家哲学思想是中国文化艺术的渊薮。

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大诗人屈原，欧洲历史上也出现了大诗人但丁；在同一时期，欧洲历史上有莎士比亚，中国也有过关汉卿和汤显祖这样的大剧作家；当《梁祝》没有走向世界之前，国人对于《梁祝》的赞誉并没有得到欧洲人的认同，随着中国音乐文化对外交流的发展，《梁祝》的小提琴和钢琴协奏曲一经介绍到欧洲，就引起了音乐界的广泛共鸣；每当我看到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每每想到宋代乐山彩雕抱禽女和山西晋祠中的宋代女人像。虽然服饰不同，她们似笑非笑，平静优雅的神情是多么相似。

油画家孙滋溪创作过一幅油画叫《天安门前》，他把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工人农民和士兵在天安门前留影休假的生活记录下来，人物朴实而生动。他创作的另一张油画叫做《母亲》，灵感是来自女烈士赵云霞的遗书，遗书是烈士在行刑前写给不满两个月的女儿的。孙滋溪先生根据这封遗书创作了油画，画中临刑之前的母亲怀抱吃奶的孩子，人物两边孙滋溪先生用苍劲有力的书法抄录了遗书的节选。“文革”后期孙先生发表了这幅作品，一些刊物也进行了转载。后来，孙先生收到了众多国际友人的来信，对画作表达了感动之情。

我曾考察过中国油画留学史，旅法油画家常书鸿先生是中国至今为止获得欧洲沙龙奖和学术专业奖最多的一位油画大家。1934获奖后的常书鸿，在巴黎工作顺利，生活富裕，但一部记载敦煌艺术的书，让他放弃了舒适的巴黎生活，直奔战乱中的甘肃，到了号称“东方卢浮宫美术馆”的敦煌，以至于其原配夫人离他而去。为在沙漠追找离家的妻子，常书鸿差点把命丢掉。

常书鸿先生的故事常让我思索一个问题：“东西方艺术，孰高孰低？”其实这个问题有些狭隘，艾青先生说：“阳光谁都不能垄断”，越是民族的经典，越是属于世界的经典。一个想要有大成就高造诣的艺术家，必须要中西贯通，兼容并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