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1年1月北京图书订货会上，王蒙携新书《王蒙的红楼梦》亮相该会。在与会的关于《红楼梦》的论坛上，谈到宝玉衔玉而生的细节与胡适。大学者胡适受过美国的现代科学教育，不相信有人可能衔玉而生，还批评说，“曹雪芹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王蒙对此大加调侃，“那么伟大的人居然对这个寓意一窍不通，没哪个小孩一出生的时候含一块玉，含一块煤渣也不可能，含一个砂子也不可能。所以不管胡适怎么尊敬和伟大，我对他也没有任何不尊敬的，就是你没法跟他谈《红楼梦》”。胡适当然是大知识分子了，宝玉衔玉的事本也是小事，一个有正常理智的中国人也应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是种象征的意蕴。况且，《红楼梦》中曹雪芹不是有“贾雨村”、“甄事隐”的隐喻吗？哪能事事都当真呢？要怀疑衔玉的事都有些犯傻。但中国人的这些常识偏偏会在西方科学主义的干扰下弄得失衡。例如秦朝以来明明都是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学家偏偏要说那是封建社会。历史学家钱穆就很纳闷，“从前的中国人，人人俱知，但到现在的中国人，却有些不明白了。近人好说封建社会，其实今天所谓的封建社会，乃是西方历史上的产物”。“中国传统政制，自秦以后有君主，无宪法，而又非专制。此项政体，实无法将之硬纳入西方人所定的范畴格式之内。若我们不能确切抉发出中国历史之特殊性，而处处只照西方人意见，把中国历史硬装进去，则中国历史势成一无是处”。钱穆所说“从前的中国人”，即指决定论史观传入前的中国人，那时候还可以实事求是地清醒地看待历史，不至于因“观念”而迷离。可见，20世纪以来的引入并崇拜异质的西方文化太多，真要把我们自己的常识都搞乱。

前些时候研究《清明上河图》，发现一个史学界极有趣的现象：因为该图被大家公认是中国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即以此去研究，竟把一个本来简单的问题弄成了死结。问题出在著名的虹桥与城楼的关系上。在《清明上河图》的研究中，人们认定：“《清图》既是宋代张择端所作，而且又是极为忠实的写生画，当然留存在画面的每一宗事物，都可以从历史的记载中寻求它的记录，亦就等于说有关那一段的历史，张择端是用绘画艺术把它记录了下来。”的确，当我们对每一局部予以考证时大都能成立，这使得各行各业的专家们的《清明上河图》研究都十分成功。但当我们要把这些真实的局部完全拼凑在一块儿构成一个完整的方位环境图像时，运气就不如前者了。因为很难完全符合文献的记载。例如对虹桥与其旁边城楼的认定，不少研究者从《东京梦华录》中虹桥与城楼的形态位置描述中去寻找画面中两者的关系，就陷入了研究的死胡同。因为孤立来看，两个建筑都有原型，但凑在一起位置又不对。于是从现实主义立场来推论就认为是错误，再以对这种错误的认定为原则，去推测造成错误的原因：或者把虹桥否了变为 “下土桥”；或者让那个城楼在好几个城楼中流转难定；或者说该图根本就不是画的汴梁。更有甚者，干脆一劳永逸地认定张择端并非宋人而是金人，“出现某些小的失误，亦在所难免”……要解决这种在上述现实主义思路下永远不可能解决的矛盾死结，还得回到张择端等古代画家们并不以为矛盾的中国古典艺术自身的思路上去才行。

是的，如果从中国艺术的意象性质出发，张择端就半点错也没有。早在南朝时的王微（公元415-443）著《叙画》，就针对山水画说过，“古人之作画也，非以案城域，辨方州，标镇阜，划浸流。本乎形者，融灵而动变者心也”。绘画是心灵的产物，不是画客观的地图。张择端何错之有？况且，凭张择端小小的画面（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画得完繁荣浩大仪态万方之宋代京城么？张择端不过按自己的需要自由选择组合而已。这在中国艺术中可谓比比皆是。现实主义的迷雾甚至遮盖了我们的常识。

本来属于常识的现象，竟被这些专家弄成了死结。你看连胡适这些超级大学者都要犯常识性错误，一般学问人又何以堪？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现实主义之说法俨然真理。但你从西方的写实去解读中国的写实，问题弄成死结。你从中国的角度去看中国的事，其实都是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