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法国Artprice公司做的调查报告，纯粹从拍卖市场收益率来看，中国位居首位，占的份额是33%。在城市的排行当中，北京是23亿美元，仅次于纽约，排名第二。有分析者认为未来全球艺术品市场的发展的中心在北京。2012年Artprice发布了新一轮当代艺术品交易情况以及全球艺术市场主要发展趋势的分析报告。报告称，总体而言，过去一年最显著的变化无疑是艺术市场的地缘政治正从西方转向东方。中国买家对本土化作品的固执趣味，促使中国当代艺术家作品价格如直升机一般急速飙升。收藏的传奇总是伴随着趣味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来自日本大阪的小山弘子创造的艺术品收藏传奇，随着她开始生物农业方面的投资，古董市场的一大推动力几乎就消失了。收藏者或者收藏群体的趣味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也在发生变化，但变化总是一步步形成的。全球艺博会都在打造各自艺博会的特色，与其他区域的同行拉开距离的同时，也在希望对方的受众群体打破趣味的局限接受非本土化的趣味。

美国现代艺术收藏家艾莱娜-丹豪塞(E.Dannhauser)讲过一个小故事：“我还记得，有一次传言说，我在303画廊购买了一幅苏·威廉的作品，这个传言是对的，我一离开，他的作品就被全卖空了。”趣味的影响力背后是文化长期的积淀和雄厚财力的支撑。国内艺博会从雄心勃勃的国际化，到逐渐参展画廊“本土化”成为很现实的问题。在文化趣味的选择差异之外，艺术品的关税、艺术品保险、艺术品物流、艺术品仓储等等硬软件的缺位同样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口味的调整

2007年8月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影响了全球艺术市场的发展，西方的画廊开始进入香港，合作代理中国艺术家，口味的差异正在变化。对于国内的艺术机构要进入更大的市场环境，是否也存在口味的调整？“艺术北京”执行总监董梦阳讲到：“有时候我们在谈国际化的过程中，想到一但国际化好像是八国联军全来了，感觉比较国际化。在中国今天这个阶段，很多东西在操作层面上可能更容易一起来借鉴他们的国际化的标准，国际现代化的标准，内容方面更是需要我们这儿的人的需求，但是你要不是本着这么一个想法就很难生存，你总是弄点儿外国人需求的或者是那儿的人需求的东西，这件事情就不靠谱。包括艺术也是一样，这儿的人们能够接受，愿意接受的东西，要一点、一点来。我不是说西方的东西不好，西方的东西，恰恰相反，西方的近代文明，他们的贡献有时候比我们还大，但是大家一下难以接受，中国人很多人没有看到印象派，现代主义那些伟大的作品。还没有见到过，见到了可能还无动于衷，因为很多东西是需要一点点地来的。可能在接触他愿意接触的艺术，愿意接触他能读懂的艺术，本民族或者是跟东方文化有关系的东西，逐渐地接纳一些更多的艺术品，这需要一步、一步的培养。因为我们在这么一个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这么一个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我们软件严重滞后，教育严重滞后，这种东西又不可能让你迅速的，也像我们的GDP那样追赶，它就是需要一年、一年日积月累的，甚至一代、一代的改变，改变我们人的素质，这样我觉得才是。我觉得没关系了，既然我们晚了，我们上路重要，一点一点来。

现在“艺术北京”还有有1/3是来自于海外的画廊，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今天我们从文化角度讲，西方的艺术，尤其当代艺术对我们来说接受起来真是难上加难，完全有点儿天方夜谭，对中国的受众来说，这是一个现实的情况，这些画廊来了，西方的画廊很重要一点，人家来不是传播文明的，是做市场来了。这是直接的目的，要销售。中国是有钱了，满街的好车，但是没有人买他们的艺术品，没有人认识他的东西，不能说曲高和寡，是大家还对不上。

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他们的操作，我更希望行业通过学习对方的经验提升自己。我们也是这么一个空间，人家也是那么一个空间，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产值，有那么大的能量呢？这里面有很多操作层面的价值和技术含量在里边。所以我倒是觉得未来有了北京画廊协会，是否可以请一些画廊来做讲座，来这儿参与，大家同场来交流，就像我们的足球一样，我们特别的希望跟巴西队踢球，给你一百万美金，能跟我踢场吗？人家还不跟你踢，给你四百万还不踢，没有办法，花多少钱都不行，请不来，咱们特别想和一流的球队过过脚，长进长进，我觉得我们感谢今天中国的大环境，其实是可以吸引很多行业人员来的。足球是另当别论了，中国很多西方一流的画廊愿意来到中国，我想下一步会做一些标杆性的画廊，请一些过来，和我们的行业做一些交流，做一些讲座，协会未来也要做很多这种教育，这种教育不仅是对收藏界，还是对行业的教育，要讲授这些东西，使我们的行业发展起来，使行业自信起来，把行业发展起来，艺术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未来会要做这些工作。”

本土化的诸多背景

程昕东国际当代艺术中心负责人程昕东(北京画廊协会首届会长)，在谈到国内艺博会越来越本土化的问题时讲到：“我们的关税这么高，怎么可能能够吸引国际上好的画廊来参加呢？哪怕是降低了6%，毕竟全部加起来还是24%的各种税收，香港是零，台湾五点五，新加坡是七，所有的税加起来，竞争性就不够了，再有我们有政治审查制度，进来的作品，展什么？有一些作品稍微涉及到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就不让展览，种种的情况，国外的画廊来中国试水，参加这个活动，就受到某种体制上的障碍，同时确实实实在在地说，我们并没有拥有一个真正的收藏群体，也没有一个自觉的消费文化艺术的一个阶层。即便有一些个案，有一些人，但是他不是一群人，量不够多，怎能支持一个艺博会的成长和发展？”

改变中国本土的口味那就是改变世界

董梦阳认为本土化的背后不仅仅是一些硬件环境的问题，更多的是在自身的文化上：“几方面，一方面他们代理的艺术家更多一些，从文化角度讲大家更容易接受一些，先接触艺术，有一些人虽然很有钱、很有什么....。.但是他们不接触艺术或者觉得艺术跟他没有关系。或者他愿意接触和他们有关系的艺术，他们觉得这个事，他也愿意去做。另外，就是行业的问题。其实我们还要扶植行业，画廊作为一级市场的行业，我认为不能够有很好的发展和健康的发展，市场会很乱，就像以前的市场一样，国画市场一样，真假难辨，什么都是混乱不堪，谁都可以去买卖东西，没有制约，这两点就变得对我们今天来说很重要。一个是本土的画廊更多一些东方文化的东西，大家可能更愿意接受。第三点，区分一下，因为北京周围各个区域市场都有博览会，都有自己各自的地方，ARTHK香港是什么样子的，西方的艺术博览会是什么样，台北是什么样的，我倒是觉得做出个形象很容易，怎么区别于他们？

中国的体量，一个十几亿的国家，这么一个形象也挺鲜明的，同时我也谈到，我们改变本土的人。全球大概有五千万以上的国家没有几个，在中国算一个，中国何止五千万，但是真的改变了中国的五千万人，甚至改变一个大国的人口对艺术的认识和需求的时候，那就是改变世界，同时那就是全球最大的艺术市场，这件事情变得我们没有必要那么舍近求远，他们需要什么就来什么、做什么，等于引领他们，做到一个正确的路上，走到跟艺术有关系的一个领域中去，我觉得这就是给世界最大的贡献，这么些人，在追求文明，在追求艺术、追求美好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形象也是不一样的。国家现在也谈软实力，有的时候现在是土财主形象，土财主也没有关系了，你努力去学习，努力增加你的文化，增加你的艺术修养，就变成绅士，变成贵族，有社会责任感，这个国家就是一种真正有能力的国家，而且有时候我们去看西方喜欢什么，其实说出来的就是文明，喜欢它的文明。我们今天似乎财富有那么多的时候，还是有着离文明远了许多，还不能够在一个民族之林中跟人去平起平坐，虽然我们总说我们有几千年的文化，但是没有很好地继承和弘扬，这个只能是说以前的话了，现在我们应该做什么？”

惧怕无人喝彩

作为进入国际艺术市场竞争环境的画廊，或许担忧都是相通的，程昕东在谈到画廊参与国际竞争时讲到：“一方面是我们的实力到没到，能不能自由地参加五到六个国际大的艺术博览会，有没有被选中的可能性，要申请，你还要被选中，没有话语权，被动的参与过程。另外还有一点，如果艺术家的东西，好的艺术资源被抢购以后剩下的没有什么艺术价值了，一下子就把你拉到二线的画廊上去了，怎么经营啊？这些都是问题，而且我们能不能真的以全球化的方式，国际化的语言进行对接，也是我们专业领域，还是以特别本土的方式走，但是走不远，语言也不行，对接也不行，如果资源对接得上还可以，都暴露出来了。也就是我们的成长时间不够，我们的积累不够，工作方法上都有问题。我们只是了解了规矩，了解了这个舞台是怎么回事，真让你站在舞台中间去表演的话，羞涩吗？就是敢不敢演，现在大家都敢演，但是表演的话有没有人鼓掌，也没有人参与你，给你捧场，你在那儿表演，一看台下没人，信心都没有了，那不是很失落嘛。”

未来的忧患

不断变化的市场，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各个市场的优劣势也在不断转变。程昕东对目前的市场环境状态堪忧，他认为：“特别典型的上海世博会以前有一个上海艺术博览会，上海当代艺术博览会，开始期待很高，正因为我上面谈到的这些技术问题，现在衰落得很快。从08年以后，反而香港艺博会五年到六年时间，目前唯一对亚洲艺术博览会最看好的就是香港，就拱手把这个平台让出去了。香港的经济社会环境有服务，各个方面的服务，而且他们各个方面服务的态度，让国外的参展单位感觉到很舒服，在我们这儿是不容易的，再加上刚才我谈到的这些问题。肯定香港自然就在这个位置了。至于未来，如果我们不看到这些问题，不马上采取一些措施，未来全球化过程当中，最起码有一些我们已有的优势都会由于这些问题消解掉。北京恰恰是中国文化中心，各种条件都有，传统文化的积淀，文化遗产肯定比香港要好很多，比周围哪个地区差？五千年文化积累浓缩到这儿的时候，但是却成不了一个国际交流对接的真正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