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已故著名画家王憨山长子王雪樵来电话，中国美术馆将举办他父亲的画展，他母亲一定要他把这件事转告于我，并说根据父亲的遗愿，还要把一部分作品捐献给中国美术馆。接到这个电话，我突然觉得应该再写点什么，在展览之际，让更多的人更加了解这位老先生。

这些日子，长沙春雨绵绵，人的心情也好像跟天气一样湿漉漉的。

关于王憨山，我有太多太多的回忆。

1、初识王憨山

1987年，王憨山第一次办画展

他说是“打肿脸充胖子”

1987年5月，湖南师范大学美术系展厅，一个叫王憨山的人在这里办了一个展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我慕名前去采访了他。

王憨山，这位农民模样的老汉，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个子高大，满脸憨笑，一口湖南双峰话，让人基本听不懂。他跟我说了很多，有一句说了几遍，听懂了。他说：“这次办展览是打肿脸充胖子。”

我看了他挂在展厅里的作品之后，他又把藏在展板后“蛇皮袋”里一捆没有装裱的画拿给我看，生怕漏掉似的。那种朴实、憨厚，给人印象很深。

那个时候，我在湖南电视台工作，喜欢采访和介绍文化名人，特别是书画家。其实，我也不懂画，只是喜欢，也喜欢听人家点评。

对王憨山的评价，有三位先生的话印象蛮深。一位是作家莫应丰，他认为王憨山太了不起了，他要为他写一本书。第二位是画家杨福音，他说王憨山“作画胆量过人，长大直圆，气概成章”，还说了句很震撼的话是“白石再世”。这句话影响最大，引起的争议也最大。第三位是老报人傅白芦，他说：“他师承哪一家？也许受过青藤、八大、板桥的影响，也许对湘潭齐璜(白石)发生过浓厚的兴趣，也许都不是。他就是他，他就是王憨山自己，一个很有个性的，此前尚未人知的画家。”

采访结束时，我问王憨山，你住在哪里？下一步有什么打算？他告诉我：“这次来长沙住的地方很远，不方便，欢迎你到双峰来耍(双峰俗语：来玩的意思)，回家后，继续画画，用完一千担洗墨水后再说。”

一个人取得成功后，能够按捺住内心的喜悦，不为名利所动，继续回到农村老家，并立下誓言，把自己封闭起来，潜心作画。这样的人，内心是洒脱的，堪称画家中的画家。

后来我才知道，由于囊中羞涩，他白天在岳麓山下的师范大学展览厅忙上忙下，风风光光，晚上却住在长沙火车站一间密密麻麻放有上百个床位的房间里，床铺号是96号，每晚只收一块钱，是长沙当时最便宜的铺位了。

2、推介王憨山

1991年，王憨山办了两个展览

人说是“一股大风吹来了”

说来也巧，1991年初，组织上安排我到双峰县挂职，任县委常委、副县长。到任的第二天，我便拜访了王憨山。

他家住在双峰县龙田乡保丰村，离县城也不远，开车约半个小时。公路边上一幢青瓦泥巴墙的老屋，就是王憨山的家。屋门口有口塘，家里有四五亩责任田，喂了几头猪，养了一大群鸡，过着平常的农家生活，周围的乡亲都喊他“憨伯”。

王憨山出生在这里，幼年受教书的父亲影响，钟情诗画。抗战期间，考入迁至湖南益阳的南京美专，受教于花鸟画家高希舜。抗战胜利后，又考入杭州国立艺专(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师从于花鸟画家潘天寿。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事美术工作。1951年转业，后回到双峰，长期担任中小学美术教师和县文化馆美术工作。1980年退休后，回到农村老家定居，专攻花鸟画创作。

后来我慢慢了解到他的生活，实际上是非常艰难的。他本人虽在县城拿退休工资，但却要背负一个农村的大家庭。家里柴米油盐，子女求学就业，样样具体。他不愿意卖画，画不值钱，也不想求人，为难得很。后来，我帮他把他最疼爱，也是最操心的小儿子王鲁青送到了部队，这是他最开心的一件事。

那个时候，美术界有个热点现象，即四川的陈子庄、江西的黄秋园，生前默默无闻，甚至穷困不堪，去世后，后人将其作品带进京举展，始为世人所知道，引起轰动。陈子庄生前曾放言：“我的画在我死后，定会光辉灿烂。”我把这个现象几次跟王憨山谈起，并一再鼓励他要到北京办展览，让自己的艺术早日放光芒。王憨山也感叹：这两个人清贫求艺、傲骨如钢，是个角色。希望这样的结局不要再重演。

这一年，在方方面面的帮助下，王憨山办了两个展览，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广州。

两个展览，刮起了一股大风。

北京的展览是在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中央美院教授周健夫说：“憨山先生的画展在我院展出，好像一股大风来了，一个很大的声音来了。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来看，而且一天比一天多。”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听说此展览产生的影响后，专门在家中约见王憨山，看了他的一些作品后说：“你们湖南出画家。不能说你比齐白石高，也不必说齐白石比你高，每人有每人的长处，各人发挥各人的长处，为湖南、为中国乃至世界，创新出更新的作品来。”这番话掷地有声，也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广州的展览由广州电视台等主办，宣传力度之大更是前所未有。

广州美术学院老院长、著名画家胡一川看了王憨山的画展后说了一番话，与北京周健夫教授的话惊人的一致。他说：“王先生的画一到岭南，就像一股大风吹来了。”

广州画展，我自始至终参加了。那天我陪广州美院院长郭绍纲参观画展，郭绍纲说：“王先生的画大气，有一种阳刚之气，也很有力量，看了令人振奋。”并对我说：“你们的双峰县要筹建王先生艺术馆，王先生的艺术，在当今中国花鸟画坛，独树一帜，很值得研究。”

1993年初，我离开了双峰，筹建王憨山艺术馆的事后来没有下文，留下了遗憾。

3、研究王憨山

他的作品大气、纯粹、简约

开花鸟画一代新风

一般行家看画，先看构图怎么样，笔墨怎么样，再看他师承哪一家等等；而对一般观众来说，是不是抢眼，有没有感染力，会不会打动他的内心，这才是重要的。王憨山的画做到了这一点。他的作品很有冲击力，能抓住你的心。

现在研究王憨山的人很多，观点也很多，这是件好事。有人曾问我，你与王憨山交往非同一般，这些年你潜心研究他，你对他有什么样的评价？

在我看来，王憨山的作品有这样三个显著特征：

一是大气。给人一种很震撼的感觉，很有劲、很有力。他强调生活。他跟齐白石一样，都具有一种农村生活的体验和一种民间情怀，这是许多画家不具备的。他总是离不开他最熟悉的也是最常见的题材，鸡呀鸭呀鱼呀什么的，小题材也能画出大气象。他张扬个性，别开生面。他画的鹰，翅膀横张，斜贯整幅，传递一种磅礴气势。他画的《斗鸡图》，雄劲、刚直渗透着一种霸气。他追求的大，不仅是指题材、画幅尺度和格局等形式上的大，而是内在的大。

他主张“墨要给足，色要给足，给足才有分量。”这与传统的笔墨色彩运用有些许不一致。他一改过去写意花鸟画柔弱俗媚之态，大格局、大构图、大境界、大虚大实、大胆突破，为花鸟画创作注入了一股生气。

二是纯粹。他的画笔墨淳厚，感情真挚，有天真烂漫之趣。

王憨山有一方大印，镌有“田园宰相”四字，这很有味道。他甘于寂寞、乐于田园生活，这四个字是他心灵的写照。

有人说他是一位“农民画家”，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他长年居住在农村，家里人、老婆、孩子都是农民，他的亲戚，包括七大姑八大姨也全是农民，但他不是农民，也没有正经务过农。从14岁读私塾到76岁去世，基本上没有离开过笔墨纸砚。一生大部分时间在从事美术教育和创作。尽管他本人不是农民，但春种秋收，天晴落雨，时刻挂在心头，因为这些关系到他一家人的生活。他常跟别人说“家里是没余钱有剩米”。他的人生经历为他的作品涂上了一层强烈的个性色彩。他笔下的花鸟鱼虫，天趣充盈，生机勃发，表现出大自然的强大生命力，没有丝毫矫揉造作之态。这种经历也就成就了他艺术上的纯粹。这种纯粹也是一种真情、一种率真。

画一纯粹了，就真切，就又有了那种稚拙的天趣，就拙中藏巧，就有了韵味。

纯粹也是一种境界。

三是简约。简约是传统文人画的基本审美要求，也是大写意花鸟画的特质。他在这方面下足了功夫。

王憨山崇尚中国传统绘画的精髓。他每创作一幅作品，都要反反复复打磨，先打腹稿，再画草图，改过来，改过去，修修补补，剪剪贴贴。有人笑称他画画像乡下老奶奶纳鞋底，粘剪裁贴、层层补缀。

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放胆落笔，落笔才会删繁就简。

古人论画，主张“神似”。简，实际上是一种“活”，一种神似。画画一定要活，“活”是第一位的，“活”是生命。把一些复杂的东西简化掉，多余的省略掉，给人以更多的想象，这就“活”了起来，个性就更鲜明。简化笔墨、简化造型、简化构图，才会出彩，才会耐看，才会有内涵，这就是功夫。

要反复由繁入简，再由简入繁，再简，如此反复，方能渐入佳境。

去繁就简正是他上世纪90年代变法的重要手法之一，王朝闻谈王憨山作品时，反复强调简比繁好。

简约其实也是形式，他通过这种形式出新。他把“出新”当做绘画的终极目的。

4、缅怀王憨山

他的人品憨厚、质朴、倔犟

一幅肖像画背后的情缘

2010年2月，也就是王憨山去世十周年之际，我总想做点什么来纪念和缅怀这位艺术家。于是我想起了贺安成以前为他画的一幅肖像画。

贺安成，湖南双峰人，著名人物肖像画家，与王憨山同乡，亦是好友。1991年王憨山在广州举办画展，贺安成陪我一同前往，帮助王憨山跑前跑后，忙得不可开交。记得展览大厅当时挂着贺安成即兴为王憨山画的一幅肖像画，那神态真是生动，成为展览大厅的一道风景。王憨山也挺喜欢的，还在画上自己写了个简介，别有一番味道。那幅画至今不知下落。

我很想请贺安成再画一幅王憨山肖像画作为永久珍藏。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贺安成。贺安成专程从北京回到长沙，花了很大功夫，凭记忆重新创作了一幅王憨山肖像画，真是惟妙惟肖，非常传神。

接着我又请王憨山的同乡、同学，著名书画家、湖南省原省委书记熊清泉为这幅肖像画题字。清泉先生欣然命笔，题了“憨山先生”几个大字。

王憨山和熊清泉都是双峰人，在湘乡读中学时又是同学。当时王憨山名王嘘云。王憨山自己的事、家里的事，再苦再难也从不找当省委书记的同学，只是说等他哪天退休了，请他来看看自己画的这些“小把戏”(王憨山对自己作品的一种谦称)。若干年后，我把此事告诉了熊清泉先生，你的老同学王嘘云，现名王憨山邀请您抽空去看看他的绘画作品，熊老马上答应了，并亲笔签名送上新书一本托我转交给他。遗憾的是这本书没送到王憨山手上，这段同学情缘还没续上，王憨山就与世长辞了。

有一天，我又想起了最早发现并推介王憨山的杨福音，并约他，若回长沙，一起聚一聚。

杨福音也是一位重友情、重乡情的人。

那天，他从广州来长沙讲学，事毕来看我。我便把贺安成等友人喊在一起，并把王憨山肖像画拿了出来，想请他再题几个字。

杨福音看了看画，顺手写下了：“因缘际会，人齐话栾，在晓光兄处见安成兄忆写憨山先生，往昔之情，如隔昨日也。”

真的像昨天的事情。大家在一起谈王憨山，谈得最多的还是他的个性、他的人品。

人们以为王憨山的性格一个“憨”字就可以概括。在外人看来，他讷于言辞，不会讲话，憨态可掬。我在1992年初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的描绘：“王憨山，名如其人。他高大壮实，憨厚质朴，看起来异常温和、恬静，在几个人的场合，他默默地坐着，似乎没有什么话说。如果你留意，望着他，他会憨憨地朝你微笑。”

这其实只是他的一面。他的另一面则是话语滔滔，眉飞色舞，而且开口见心，三言两语、切中要害，讲的都是大实话。用杨福音的话说是“开口见喉咙”。但要看对象，看和谁在一起，跟你谈得来，他才会天南地北，一吐为快。有些场合，他不习惯也不来神，也就懒得说话。他在县文化馆工作时，遇上有些会议和讨论发言，他就请假，申请帮食堂去河里挑水、去打扫卫生。他只会说双峰话。双峰话难懂，是出了名的。所以，他说话还要看你是否听得懂，是否在认真听。

贺安成讲起他的“憨”，更是津津乐道。1991年北京展览时，一位泰斗级人物约见他，对他的艺术，纵的、横的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语重心长。王憨山坐在柔软的沙发上，居然睡着了，还打起鼾来……

其实，“倔犟”更是王憨山的内在特质。也是其人格的写照。王憨山以他特有的执着，完成了他的艺术创造。

王憨山作画经常用一枚闲章，“困而知之”。他的人生道路上，历经磨难，但始终坚韧不拔，他的艺术追求也是愈困愈坚。人生皆有困，有大困，有小困，有长困，有短困，而真正的艺术家是在各种困苦中挣扎、打拼出来的。一个人在顺境中，坚持信念，耐住寂寞，可能并不难，一个人在逆境中，百折不挠，困而弥坚，是要一种精神的，是要一种倔劲的。王憨山就有这股劲，有这个力量。在农村，他和别人扳手劲，硬要扳赢，和别人比挑担，也要斗个狠，不服老，不服输。

现在有的画家，功夫还没到家，火候也不够，但一门心思想成名成家，出画册、办展览、搞笔会，忙得不可开交。王憨山却不一样，他常常把自己封闭起来。“二分写字、二分画画、六分读书”，这是他一生的追求，没有一股倔犟劲是难得做到的。

艺术如同酿酒，需要品质优良的原材料，需要上好的工艺，更需要时间的积蓄。他不相信小聪明，他笃信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舍得下功夫。

王憨山的诗文、书法，也如人的性格一样。

他的诗文，朴素直白，意味深长。“打鸟莫打三春鸟，儿在巢中望母归”(《题山雀图》)，这些诗句，不加雕琢，好似信手拎来，却道出了他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向往。

他的书法，最初学赵子昂、颜真卿、柳公权，进而习魏碑、钟鼎，后改习金农。清代大书法家金农，章法别开生面，无拘无束，自成一格。王憨山吸收了金农之拙重，挥笔直书，不过分讲究起笔收笔的基本规则，不拖泥带水，笔实墨饱，与他作画“给足论”一致，字距行距不留空隙，颇有现代书法的审美情趣。

他用的笔，都很旧，笔根枯，墨凝结，用起来反而有一种挺拔感。他用的砚台，也不洗，周围已爬满了层层墨痕。他对那块砚台更是痴情。我曾问他，那块老青砖做的砚台有什么特别？他说全中国只有两块，他一块、郭沫若一块。我信以为真，以为真是个秦砖汉瓦之类的古董。后来，他告诉我，这块砚台跟他时间太长了，有感情了，编了一个谎话。

王憨山画、诗、书齐头并进，有机结合，锤炼了他的个性，也锤炼了他的画风。我以为，他的书法、诗文被他的绘画艺术遮掩了许多，还没有被人们引起足够的重视，但他已成为中国当代大写意花鸟画一个新高。

补记：前几天，王憨山夫人、80岁高龄的谢继韫大姐在长子王雪樵、次子王雪松的陪伴下专门来到长沙看我。并告诉我，北京的展览很成功，作品捐赠仪式很隆重，王老母校——中国美术学院举办的“王憨山作品展”近日也在浙江美术馆开幕了，看的人很多。

喜事连连，大姐落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