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民族博物馆2012春季学术论坛”中，中国民族博物馆表达了发起“民族博物馆定义辨识：历史契机与现实可能”学术研讨的动机：

诞生于民族学/人类学与博物馆学两个“舶来”学科的中国民族类博物馆，迄今已有百年历史。一个世纪间，是否已形成一套本土化的实践和经验体系？西方学科与本地实践，在民族类博物馆发展历程中的结合，是否如想象般顺畅？从当代实践看，“民族博物馆”确实存在着定位不明、目标不清、边界模糊的问题——这些以“民族”命名的博物馆，是“民族学博物馆”？“综合性博物馆”？抑或“地方志博物馆”？其与“社会历史博物馆”是何种关系？事实上，争议一直没有停止。但唯有完成此建构，其知识生产方具备合法性和权威性，民族博物馆的当代实践方能消除诸多迷惑与困境。

一次回到“原点”的探索

2012年4月24日，一场春雨迎来了“中国民族博物馆2012春季学术论坛——民族博物馆定义辨识：历史契机与现实可能”的召开。研讨会由中国民族博物馆主办，来自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与会。

作为此次论坛的发起者，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部主任郑茜在介绍会议的主旨时谈到这是一次回到“原点”的探索：站在民族博物馆100多年行走历程的路途上，让思想回到原点探讨一个母题——“民族博物馆”的定义，母题探索应为中国民族类博物馆的当代实践寻找到一个新的起点。

多种理论视野下的“民族博物馆”定义

民族博物馆在中国已走过近百年历程。作为反映人类文化多样性与族际交往复杂性的载体，其表述方式既令人着迷又让人困惑。她曾经是民族学、人类学家翻山越岭田野考察后对“他者”的物化再现，又是多民族国家对复杂的民族生态进行权威性知识表达和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结果；在被卷入全球性语境之后，作为本土文化扞格现代消费主义、保持自身文化精神家园的工具性选择，民族博物馆又试图表达一种“普通人”的声音……

论坛上，中国民族博物馆馆长顾群向专家学者介绍了中国民族博物馆筹建工作进展情况，并分析了当下全国民族博物馆发展所遭遇的共性与个性问题。他指出，业内过去讨论的关于民族文物的定级、分类等基础性课题，没有成为国家法定的行业标准，不具有法律效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民族博物馆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的滞后，导致的结果是无法指导新时期民族博物馆的发展与实践。

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民族文物专家宋兆麟在会上发言时说，中国的文明史几乎是一部民族史，历史上，秦汉、隋唐、明清帝国的形成，都是多民族迁徙交融的结果。而出于长期以来历史表述的惯性，国家博物馆没有对我们的文明史做出这样的叙述，那么民族博物馆尤其是国家民族博物馆就应担负起这一职责。当前，国内的民族博物馆形式各样，各地依据自身情况，性质有所不同，有区域性、综合性的民族博物馆，有反映单一民族、专题性的地、市、区县级民族博物馆，而国家级民族博物馆则应面对全国。

北京大学考古与文博学院教授宋向光将民族博物馆纳入民族学与博物馆学两个学科层面进行讨论，并涉及历史、政治、艺术等领域。他认为，作为跨学科产物的民族博物馆收藏和展示的是普通人的过去和现在，以见证时代的变迁。同时，民族博物馆面临着对当下复杂民族问题的讨论和思考，需要一个明确定位。中国民族博物馆的定位应是国家民族形象的代言者，应站在国家高度表现中国乃至世界不同群体的文化与生活，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物馆学系副主任黄春雨认为，民族博物馆以博物馆的形式来表述少数民族文化，其性质更像是文化博物馆，而不是历史博物馆。以中国民族博物馆为例，如果在国家文化行为政策层面构建一个中国国家博物馆体系，那么在这个体系中，中国民族博物馆将占据一个重要位置，与国家博物馆相呼应——如果说国家博物馆采用历时性表述，中国民族博物馆则应采用文化空间上的共时性表述，两者通过呼应共同完成对中华文明的全面表达。民族博物馆是中国少数民族情感与精神寄托的场所，是少数民族寻求原创文化的家园，一个连接民族传统与现代的桥梁。作为公共教育机构，她具有非常强烈的文化记忆中心的功能，承担着对公众传播民族文化、传承非物质文化技艺的重任，在此意义上有别于传统博物馆，具有社区博物馆的特性。因此，若以“文化博物馆”与“社区博物馆”的思路来架构民族博物馆，则民族博物馆的藏品空间、展陈内容与形式都将获得更为广阔的拓展和延伸。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潘守永介绍了时下西方民族主题的博物馆正在经历的“跨界”思考。博物馆作为一个生产现代性的重要机构，已纳入“文化研究”的视野。过去按照单一学科收集的藏品，今天则成为了多学科共同探讨的对象；时至今日，西方也尝试将“跨界”的新方法论用于民族博物馆的表述。当前，国际博物馆界正在进行的“跨界”讨论，让我们看到了博物馆表述方式出现的新的可能性以及藏品收藏逻辑正在发生的变革。民族类、人类学的藏品多是日常用品，在历史的持续中，或许跟重大事件没有关联，但常态研究意义重大。如果改变理论逻辑和工作秩序，回到常态的共时性脉络里确定藏品博物馆化的过程，那么藏品就不仅仅是用时间(历时性)来衡量的民族文物，其外延将更为广阔。关于民族类博物馆的定义，依据目前国内实践，绝大多数民族类博物馆称“民族博物馆”，民族博物馆通常被理解为综合性博物馆，而民族学博物馆则更多地被认为是学科型博物馆。他在理想状态上主张使用民族学或人类学博物馆，因为民族学博物馆的指向比民族博物馆更为明确，但实际操作上有现实困难。因此，他认为，“民族博物馆”称谓在国内已取得合法地位，可仍以“民族博物馆”为名，但其目标、任务和性质实与民族学博物馆并无二致，这种较为含糊的提法，不仅可讲述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格局下56个民族的故事，也可以涵括周边的跨界民族。此外，“民族博物馆”的英文翻译也存在分歧，有的翻译为museumofethnology(民族学博物馆)，有的称作ethnicmuseum(民族博物馆)，而前者在国际上显得更为明晰。

曾任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副馆长、现任雍和宫管委会副主任的刘军，曾经历过多年民族博物馆界关于其定位、展示收藏范围等问题的讨论。民族博物馆仅仅指少数民族的博物馆，还是也包括汉族？古代民族是否应包括在民族博物馆的工作范围之内？刘军的观点是，民族博物馆的工作对象以近现代的民族文物为主，同时应兼顾古代民族和国外民族的文物研究。国内有很多以“民族”冠名的博物馆，包括国家级、省市级、区县级的综合性、地域性、专题性民族博物馆，中国民族博物馆作为国家级的综合性博物馆，应兼具历时性、共时性，方能全方位展示中华民族形成、发展与变迁的整个过程。至于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的区别，刘军认为，在性质上，民族学博物馆建立在民族学学科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学术性更强，而民族博物馆的政治性和文化性更为明显；在功能定位上，前者以研究为主，宣传、教育为辅，后者则以宣传、教育为主，研究为辅；从藏品来源看，民族博物馆藏品建立在长期、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系统而完整，而民族博物馆则达不到这一要求；展陈方式上，前者更为全面和深入，不仅展示物质文化，还展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而当下的民族博物馆仅反映物质一面。

北京民族文化宫博物馆馆长雍继荣曾组织并参与了民族文物定级和分类的相关课题。他认为，中国的民族博物馆作为一个文化形式在不断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民族博物馆需要多学科理论支持。学科理念在发展，国际上关于民族博物馆的思索也在不断推进，中国的民族博物馆应有前瞻性、包容性，多方位思考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重建等现实问题和难点，以确立自身位置。

中国地质博物馆刘世风博士在会上传递了“文化理解”应该成为民族博物馆工作核心理念的观点。他提出，以对自身文化的认识和对他者文化的理解为起点，民族博物馆在藏品保护、展品展示、科学研究、社会教育中，都应以独特的视角去实现文化理解。民族博物馆也应成为实现文化理解的工具，在博物馆中为公众全方位阐释每一种文化完整的文化体系，实现整体论视野下的文化理解，使不同文化在对话与沟通中实现交流与理解。

“跨界”，搭建民族博物馆学学科体系

综上，学者们的观点有交锋，有争议。不难看出，在全球化的震动下，民族博物馆越来越成为一种独特而重要的文化现象，进入不同领域的视野。人类学家通过深描与阐释，使博物馆铺陈开“物”背后一系列与“人”有关的故事；文化研究者关注民族博物馆这种介质或文化现象如何影响意识形态、民族关系、文化传承甚至政府决策；在美学与艺术领域，民族博物馆则呈现了博物馆最初的本质——Mouseion(缪斯的神庙)——美的殿堂。对实物的收藏，对非物质文化记忆的关照，对个体普通人创造力的关怀，使得她又与社区博物馆、生态博物馆惺惺相惜，肝胆相照……

长久以来，民族博物馆理论在我国博物馆理论中一直处于边缘状态，原因当然众多，但民族博物馆缺少所谓“跨界”眼光，则必是其中之一。民族学/人类学显然是民族博物馆赖以生存并区别于其他类型博物馆的核心支撑理论，而在此基础上，借鉴当下“文化研究”的角度和方法论，发掘诸多新课题，或许能由此搭建一套民族博物馆学学科框架体系。这也是我们所期盼的未来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