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美术馆工作十数年，王璜生已是业内首屈一指的行家。自2000年任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做出了数个业界话题，创办和策划过“广州三年展”“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等。也正是在他主事期间，广东美术馆成为“国内最好的美术馆之一”。如今，王璜生赴京三载，回头看广东的当代艺术与美术馆建设，自是另一种视角。

羊城晚报：离开广东三年后，您怎么看待广东当代艺术？

王璜生：首先，广东的当代艺术，像以前的广东美术馆，在国内和国际上影响都挺大。现在我在外面，但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国外，大家都会谈起以前的广州三年展，都觉得广东曾经有非常好的艺术、学术气氛。而且像博尔赫斯书店这样的一些民间机构也做得很不错。而广东美术馆所做的“广州三年展”、“摄影双年展”，还有深圳何香凝美术馆所做的一些项目，都在中国当代艺术界、当代艺术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对于当代艺术，我想最重要的，是保持一种精神的独立，要有思考性、批判性的眼光，要有介入现实的态度、张扬自由、民主、开放的精神。这是最重要的。就一个区域的当代艺术来讲，如何坚持独立的精神，如何坚持批判的视角，如何弘扬自由的精神，是首要的命题。我记得在我离开广东的时候，有媒体曾作报道探讨：广东美术馆的独立精神会不会动摇？

如果一个区域的文化艺术没法保持一种独立的精神品质，没法为艺术创造一种自由、开放、多元的氛围，而是开口谈某某首长来指导参观、某某领导来题词题字，闭口说市场、价格，什么叫价两三千万，并将这样的东西作为某一区域文化艺术的主导，那是很要命的。艺术如果只能依附于官或商，不是吹牛、吹捧，就是作秀、炫耀，没有自己最宝贵的独立品质，这种艺术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在这种氛围中，当代艺术实际上是很难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的。我觉得，艺术被置于权文化与奴才文化、功利主义与拜金主义的氛围中，最可怕。而且，一旦这样的东西成为社会主导，对普通公众、对艺术发展、对区域的文化形象的负面影响是深且远的。

当然，从当代艺术自身的生息条件来说，广东的当代艺术也一直缺乏一条结构合理的生态链，即便像广东美术馆过去那样致力于推动当代艺术，也常有吃力不讨好之感，它缺乏相关互动的环节链条。广东长期以来缺乏发展当代艺术的气场、受众乃至保证这种艺术持续发展的市场支持等，尽管广东不乏前卫艺术家。它不像北京，既有勇于探索和实验的艺术人群，更有艺术活动的组织机构，相对稳定的国内国际艺术市场，浓郁的艺术交流、多元并存的学术讨论气氛，等等。但当然，北京有北京的问题。

羊城晚报：您从事美术馆行业十数年。在您看来，怎样才能做好一个馆长，而不是一个长官？

王璜生：我觉得，理想的美术馆馆长应该是一个有学养史识、有文化抱负、有职业道德操守、勇于担当风险、有管理能力的美术行内专家。他兼具美术史家、美术管理者、有责任感、有良知、甘于奉献的知识分子多重品质。除了坚持艺术、学术理想外，还要坚持做人的准则。不谋私利，不偏私好，只对历史、对艺术、对公共文化积累、对公众负责。办一个具有一流水平的美术馆不容易，即便达不到一流水平，至少要问心无愧，要对得起馆长这个职位。有了这份责任心，不懂你就会去学。我1996年初到广东美术馆，也不懂美术馆该怎么办，那时候在国内并没有任何特别好的参照体系，但我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学出来和走过来的：向港澳和国外学，向历史学，向同行学。有这种责任，你就会去学好，有这种责任，你就会去坚持。

我记得广东美术馆开馆时，上面有个重要任务，要做广东改革开放的成果展，要求在美术馆最重要的五号展厅放一个火箭模型，这是历年的成果展通常的做法。但放在美术馆里，就有些不伦不类。当时上级领导已经定下来了，只能这样做。我觉得特别不好接受，就与林抗生馆长商量，我们一块去跟上级领导谈，并为领导出谋献策，在美术馆的边上开辟了另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安排了这个成就展，终于说通上级领导。总觉得在美术馆里做展览，一定要保持一种艺术或学术的纯粹性，美术馆是艺术的殿堂，什么展览能进美术馆的展厅，要把握好水准，要有自己的文化坚持，否则就会乱了套，美术馆的权威性和学术品质也会随之丧失。

其实很多事，我们可以用各种方法去改变、去说通的。慢慢地向公众、向社会，包括向领导去灌输和交流，去改变他们的想法，让他们认同于美术馆文化品位第一这样的准则。如果领导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们就变成了领导的工具，跟着领导的指挥棒转，这样的美术馆是很难有所作为的。领导善于宏观的管理和决策，但不一定对美术馆的具体业务和具体的实施有全面的了解，因此，坚持美术馆的学术作为和社会文化责任，是美术馆馆长需要认真把握的。

最近我给文化部第一期全国美术馆馆长培训班上课，题目是“美术馆作为一个有机体”，谈的就是美术馆如何成为一个有独立运作能力，包括学术能力、艺术定位及坚持、资金运作能力及接受社会公众检验的文化机构问题。

美术馆向政府要钱是应该的，政府给钱也是应该的，但是美术馆不能老是以可怜巴巴心态来等待政府的钱而才能干活。我在广东美术馆，从来没有等政府给过我钱我才做事，而是按美术馆的发展目标和应该的作为来安排计划和推动工作。广州三年展几届下来，没有一届在开幕之前政府给过我钱，唯一一次是在展览开幕后接近闭幕的时候，上面给了一点补助。因此，国际和社会上称“广州三年展”是“江湖”的，正是这样的“民间立场”和独立的学术立场，使广州三年展成为了学界称赞、民间支持、公众认可的文化项目。我一直是一边筹钱一边将事情做出来。我认为，一个有独立品格的美术馆应该学会向社会要钱，同时接受社会的监督和检验，独立地昂起头来做事。

羊城晚报：能谈一下您当年做展览时，是如何审查作品的吗？

王璜生：这种经历很多。当代艺术作品的批判性题旨，使它总是或多或少会与现行的政治口径相出入。但是，并不是说当代艺术就一定要与一种审查制度相对抗，它的批判精神和介入姿态也并不一定就是对抗性的。作为馆长，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力、分寸感和文化坚持。其实有许多方法可以避免这种冲突。尊重艺术家的个人立场，是一条原则，通过与相关审查部门交流，让他们理解作品的涵义，获得他们的支持。当代艺术有它的精神维度，这是它的精髓所在，应该受到尊重。我认为，广东有关部门对展览的审查还是非常宽松的，正因为有这种宽松包容，广东美术馆那些年才有可能频频推出一系列的主题多元的当代艺术展。

羊城晚报：一个区域的美术馆应该在当地起到怎样的作用？

王璜生：我一直坚持认为，一个区域的美术馆博物馆，是这个区域的文化标杆。人家一谈到这个省这个地区，美术馆做了什么活动，有什么展览，或者收藏什么艺术品。它其实是代表了这个区域的一种文化高度。一谈起广东艺术和文化，就会想起广东美术馆曾经做了什么，在国际国内有什么影响等。广东美术馆在林抗生馆长和我任馆长期间在国际国内很有影响，并走上规范化运作正轨，这是我最引为自豪的。

现在大家都非常重视美术馆或博物馆为公众服务，这是非常应该的，关键是我们拿什么给公众服务。应该拿标杆式的文化为公众服务，而不是拿庸俗的东西去迎合观众的某种爱好。这是我一直坚持的。我认为美术馆应该走两头，一头就是要不断生产高水准、高品质的文化知识成果，另一头是用高品质的文化养份、用最普及的方式，让公众耳濡目染，为社会提供丰富的精神源泉，这才是美术馆应该做的。

羊城晚报：广东这两三年来，有没有什么比较重要的艺术活动或重要的艺术家的作品，值得公众关注？

王璜生：这两三年来，广东有一个让人欣慰的现象，就是有几个民间机构在逐渐成形，像“时代美术馆”、“53美术馆”等。时代美术馆从团队的建立、美术馆品质的定位、展览的学术追求到公共教育活动，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做得非常有特色。他们的团队多是高学历甚至有国外经历的年轻人，他们与国内、国际美术馆交流频繁，视野开阔，起点较高。他们近年来推出的展览，都有相当高的质量，显示了他们不一般的抱负和能力。53美术馆则以杂志带动展览和国际交流。多年前，他们接手了《画廊》杂志，把这份杂志办得有声有色。广东现在非常缺乏的就是一本像样的美术杂志，有《画廊》杂志这样有抱负、有追求、向国际化刊物看齐的刊物，真是非常难得。

羊城晚报：曾有评论称赞广东美术馆是国内最好的美术馆之一，您觉得这两三年来广东美术馆还配不配得上这个称号呢？

王璜生：这个问题，我不好回答。前年文化部的全国重点美术馆评估专家组到广东美术馆考察，在现场就给我电话，说广东美术馆的典藏工作和资料档案工作做得非常规范和到位，后来还决定将文化部的全国美术馆典藏培训班放在广东美术馆进行，他们说这是我当年抓美术馆规范化建设的重大成果。我想，一个文化机构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文化理想和精神品质，要守护着一种独立精神和文化正气、要坚持、遵从和完善美术馆的规范化。这样，中国的美术馆才可能一步步走向世界！